文讨论的两件军乐器，出自江西南昌西汉海昏本侯刘贺（前92年一前59年）墓的“乐车库”，是青铜钟类击奏钟体体鸣乐器（见图一）①。该墓随葬乐器集中放置于两处：一处是椁室北部的“乐器库”，出土有编甬钟、编钮钟、编磬、琴、瑟、排箫等；另一处为椁室南端的“乐车库”，此库位居甬道中央，东西两侧有车马仪仗。乐车库有两辆三马双辕的模型车：一辆与一件于、两件钟体乐器（即本文所论军乐器）和一件甬钟共出，另一辆伴出有建鼓。由于车辆非实用车，仅具象征意义，故又称“偶乐车”②。乐车库所出乐器均为实用器，与车马仪仗等器物有序放置在一起，其军乐器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图一海昏侯墓两件军乐器（左为标本M1：1368，右为标本M1：1369）

对于乐车库这两件钟体乐器，最初发掘简报将其与甬钟统称为“饶”，之后多数学者从之，并引申为“编饶”③；近来有学者指出，它们应是古代文献记载的“镯”④。20l6年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在首都博物馆陈展期间，本人曾专程前往观察，对该墓所出编钟及青铜军乐器留有深刻印象。近期因工作关系，我再次接触海昏侯墓乐器资料，经过比较分析认为，这两件军乐器既非“饶”或“编饶”，也不是“镯”，而应定名为“鉦”。由于乐器名称关系到用途和功能，故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今将有关想法写出，以就教于读者。

海昏侯墓这两件钟体乐器的形制有一定区别。标本MI：1368为合瓦形体，长甬，上有竹节纹，甬中部有半环形悬钮，体光素无枚，内壁没有编钟常见的调音工艺。通高30.5厘米，甬长12.2厘米，铣间18.1厘米，鼓间13.7厘米。标本M1：1369同样为竹节纹长甬，甬中部有半环形悬钮，体内外皆光素，内壁无调音工艺。通高40.5厘米、甬长16.1厘米、铣间23.3厘米、鼓间10.4厘米。此器与上一件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篆分明，Ml：1369的钟体有乳状枚，且枚的位置偏上；二是Ml：1369的合瓦形体更扁，即鼓间距离比较狭窄。

首先需要明确：这两件钟体乐器决非饶或编饶。目前学界所称的饶或编饶，指的是商代和西周时期常见的青铜钟类乐器，其分布以北方殷墟都邑为核心，少量见于邻近的豫北、晋、陕、鲁等地。这类器物的典型特征为：器形较小，合瓦体，圆管柄，末粗而根细；一般三件一组，具备一定音列结构，故称其为编；演奏时需插置于座或架上，使之“口上柄下"来击奏。与北方小饶相反，南方以湘、赣两省为中心区域，流行一种大型铜饶，其形制似为北方小饶之扩大版，多单件埋藏于山间或河畔，属于非编组乐器。其常规演奏方式也当为“口上柄下"插置击奏。南北两地所见这两种称作铑的乐器，为学界所熟知，它们与海昏侯墓这两件钟体乐器差异甚大，显非同类。

需指出的是，商周考古中所见的“铜饶”并非其本名，这一称谓乃取自汉儒所释。如《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饶止鼓。"郑玄注：“饶，如铃，无舌，有秉（柄），执而鸣之，以止击鼓。"由于迄今未见这类乐器的自名，后世便依从东汉注释称其为饶，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宜的命名方式。铑的名称影响较大，以致目前仍有学者信从郑说，认为铑应是指编饶，唯有编铑才符合“如铃”“执而鸣之"的器形和演奏特征

裘锡圭和李纯一先生都曾对商代甲骨文中的乐器名称予以研究，指出卜辞中的“庸”，即考古发现一般所谓的饶°。只是裘先生认为庸乃南方大饶，李先生认为庸乃北方小饶。结合殷墟数千座商代墓葬的发掘成果来看，仅见小型的编饶，而未见大型的铜饶，因此李先生的推断应是正确的。陈梦家先生依据《尔雅·释乐》“大钟谓之镛”，指出南方出土的大铑当可称之为“镛”③，这一观点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传世先秦文献中关于铑的记载很少，除上引《周礼》外，《管子·问篇》也有记述：“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饶、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说明其军乐器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