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他就学生命，生生化中學终！着这一先信生条在。他出生于战争年代，在求学、治学的前期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后期又饱受病痛的折磨，然而他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之火，在逆境中前行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1938年，孙星群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少年时向福建师院（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陈万桢先生学习钢琴，向曾雨音、郭祖荣先生学习作曲理论，后参军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1958年部队转业后在宁夏文联工作，1980 年调回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先后任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等。2024年10月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未完成的学术任务，将记录自己学术心路的日记本，以及与数十位前辈学者的信件托付笔者并嘱继续进行整理、研究。笔者不揣冒昧，以其著述为据，在本文中分别从音乐史学研究、音乐美学研究以及民族音乐学研究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学术贡献。

一、音乐史学研究：禅少数民族音乐史学研究之不敷

近年来，无论是在古代乐律学的深度解读、传统乐种的系统性梳理，还是近现代音乐思潮的批判性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然而，在这个日益丰富的学术生态中，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却依然显得相对薄弱。首先是系统性的通史著作稀缺，现有成果多为断代性或区域性个案研究，难以形成完整的叙事脉络。其次，文献整理与田野工作之间存在脱节，许多珍贵的口传史料仍未得到有效抢救与科学转化。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往往不自觉地以汉族音乐史的叙事框架与价值标准来观照少数民族音乐现象，导致其各自独特的文化逻辑、审美体系与社会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彰显。这种视角的重合固然便于进行跨文化比较，却在无形中消解了少数民族音乐主体的特殊性，使其沦为汉族音乐史研究的注脚。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出版物稀少，主要为40年代的民歌集，以王洛宾、王云阶为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走向系统化，依托全国民族音乐普查展开抢救性采录，田联韬、万桐书、毛继增等学者对维吾尔族、藏族、纳西族等多民族音乐进行了开拓性调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民族音乐集成》著作的编纂推进，研究逐步超越形态描述，更加注重音乐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关联，走向专题化与系统化，并诞生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等标志性成果，学科体系初步建立。21世纪以来，研究视野与方法更趋多元，理论自觉增强。学者们致力整体史论建构，倡导以“历史音乐文化走廊”串联“区域音乐文化板块”，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重新审视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价值，并积极探索契合其本体特征的研究路径与学术叙事。

孙星群早期专注于西夏音乐研究，并在深耕相关个案的基础上，逐步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最终完成了国内首部以朝代为纬的体例撰写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音乐史稿（远古一清末）》（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下文简称《中》）。专著集历史脉络与人文视野并举的研究思维，“述不参己见”与“著不容他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多元论证与逆向考察相补充的研究方法①，建立起宏观的史学框架。

在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中，孙星群始终秉持“文化主体性"的研究立场，竭力避免以中原音乐理论体系为单一标尺去生硬地类比或衡量少数民族的音乐现象。他致力于深入挖掘并回归到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去探寻其内生的、独特的音乐观念，审美偏好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承载的特定功能。如在对西夏音乐史料中“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这一独特记载的解读上，他并未止步于从汉族传统宫调理论的视角将其简单评判为一种“简化”或“退化”，而是将其置于西夏王朝积极构建自身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宏观背景之下进行审视。通过钩沉索隐，他认为这一举措可能并非源于音乐技术的贫乏，而更可能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主动的文化选择一旨在通过音乐制度的"去中原化"来确立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是其政治与文化自主意识在音乐领域的鲜明体现。②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虽承载着悠久的文明基因，却因乐音的非物质属性与口耳相传的脆弱性，使得活态音响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流变消逝。如何克服消亡民族音乐史料缺失的问题，亦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一个瓶颈。孙星群利用壁画、出土乐器等考古资料与残缺的史料遗文相补证，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将彼时社会历史大背景与民族固有风俗习惯相释证，同时将少数民族音乐置于民族与人文、地域与宗教、哲学与功能价值，以及考古与交流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分析、研究，开辟了一条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