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傍晚，上海的天色慢慢暗下来，里里的出租屋里亮着暖黄的灯。厨房不大，两个人转身都要侧一侧肩膀，锅里炖着排骨，水汽一阵阵往窗上扑。

屋里只有一张折叠餐桌。父母坐在沙发上，里里铺了垫子和小猫一起坐在地上。50平方米的空间显得有些拥挤，却十分温馨。妈妈一边摆碗筷，一边笑着说：“我快30年没过过这么挤的春节了。”

今年，里里没有回四川老家，而是选择留在上海，为的是三倍加班费。为了团圆，父母提前几天坐高铁赶来，独居的出租屋成了温暖的家。

如果说过去的春节有一套固定模板，什么时候回家、贴什么春联、吃什么年夜饭、走哪些亲戚，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打破这套模板。他们不拒绝传统，但会重新安排团圆的方式，重新选择年俗的表达，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才算“过年”。

团圆，被重新安排

吃完年夜饭，里里把碗筷收进水槽。妈妈在一旁擦桌子，爸爸蹲在阳台铲猫砂。屋子不大，却被笑声填得满满的。她忽然想起年前那通电话。

最初听说她不回家过年，爸爸有些不高兴：“过年不回家，像什么话。”电话挂了没多久，又打过来，语气明显软下来：“那你一个人在上海，除夕怎么办？”

“不是，爸，你听我说完，你们可以过来啊。”里里在电话那头笑。

爸爸嘴上没再表态，第二天却和妈妈买好了车票，还特意带上自家做的香肠、豆瓣酱和辣椒油。行李箱一打开，半个老家的味道都出来了。

结果这个挤在出租屋的春节，比他们想象中热闹。除夕到初二，里里都要上班。三倍工资，她可舍不得放弃。那几天她白天在公司，晚上推开门，厨房里总有热汤。妈妈学会了用空气炸锅，爸爸和小猫迅速混熟。小小的客厅里，总有人等她回家。

“你去上班，我们去逛逛。”爸爸说。等她下班回家，父母已经摸清了附近的菜市场路线，还给她买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进口水果。

初三到初七，她休息陪父母。三个人挤地铁去豫园看灯会，去外滩看夜景，在人群里慢慢往前挪。父母还特意要求去她公司楼下打卡，妈妈一边拍照一边感叹：“你也是在一个大公司工作啊！”

过去几年，春节结束那天，里里总是在高铁上红着眼眶回到上海。而这一次，假期过后，父母还会在上海多住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