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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幼年上学的天一女校，于她而言，是个乐园。她清楚地记得学校的方位，如何从家里走到学校，路上要经过几户人家，沿途有什么样的风景。多年以后，我在磐石本地史学研究者的带领下走这条路，不免会有些失落。短短的一段路，几分钟而已，什么都没有，在全中国的无数县城里，都会存在这样无聊的道路，几分钟的灰扑扑的风景，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磐石县近些年大约有了点闲钱，也会做一些地理标志，把当年的北门“天一门”复建了出来，也算是金碧辉煌，但在北京待过许多年的我看来，也就是一处简单牌坊，还是显得简陋，哪里比得上京城里那些层叠构建的历史遗迹，在下面观看，像是在做梦，那些昏昏沉沉的朝代的往事，碎金断玉般被嵌进砖石结构的硕大牌坊里面，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是灵光。

天一门这个复建工程，感觉就是木柱子上涂了点颜色而已。本来磐石建城历史也短暂，建城不易，翻开一八八七年九月吉林府同知李鹤亭的相勘报告，就能知道当事人建城的苦心。李鹤亭，辽宁海城人，属于正红旗包衣出身，五十七岁病故，也就是他在七个顶子山巅观看磐石城的风水十二年之后。当年四十多的李鹤亭是朝廷委派的吉林府同知，正五品，职级不低，到了七个顶子山上往下看，“山水飞斜，不堪裁取”，然后又去磨盘山勘探，之后还去了伊通州城池进行比对，最后在现在的磐石县城确立了城基所在地。方型，各一百四十四丈，周围共三里零三十六丈，小城无疑了。东门对着鼓山，意味着纳财，名为“东来门”。北门与癸山，亥山合为一风水局，称为天一门。姥爷的药局就在天一门门附近，我母亲去天一女校上学，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一个系统存在近千年，就算消失了，也有遗迹。风水系统延续到了光绪年间，已是尾声，不过还是给磐石的四座城门都安上了美丽的名字：东来、天一、丽泽、崇礼。“天一女校”显然是根据“天一门”而命名。我和磐石当地的历史研究者王继才一起逛街，他痴迷于本地历史，走到哪里都能说出门道，当时的城墙的位置在哪里，现在还留下哪些遗迹。一百多年前的几座城门，唯有天一门复建。沿着城门往南走数十步，就是当时天一女校的位置，现在是个机关幼儿园，墙上画着巨幅的向日葵。大约是假日，冷清清的，寂寥无人，否则会有孩子们尖声快活的喊叫，会让我觉得历史离开我并不远——我四岁上小学的母亲，当年估计也是这样在校园兴奋狂奔的。

从她家的药房到学校，只有几十米的道路。晃晃荡荡出了门，石板路的一边，是油漆成绿色的板壁，前面种满了花，都是我姥姥的平日功劳，也没什么名贵花卉，是东北常见的格桑花，本地人叫“扫帚梅”，外加大朵大朵的大丽花。鲜艳的大红花衬托着绿色木板，是黑灰色的颜色单调老城里的亮色。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县城里的审美，生动的，天然的，是古老北方的颜色，肆无忌惮，说是简单，可又是说不尽的。我妈应该还没有花朵高，至于是谁带她去上学，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我的四舅，或者五舅，要不就是经常去他们学校客座的二舅舅。当时女校的校长是一对姐妹，杨清芬、杨清芳，不知道是她们当中的哪一个喜欢上了我早婚的二舅舅，让我的母亲带信回家，被我十多岁的四舅一把抢走，兴奋地满屋子跑跳叫嚷，情书，情书！杨家姐妹后来的命运都不好，王继才和我说，当时大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的缘故，两姐妹一直挨整，一辈子活得小心翼翼，在小城里低头做人。她们也就是青春的时候，放肆而快活地给自己喜欢的人写过情书，就像绿色照壁前那朵头重脚轻的深红色大丽菊。

马路另一边的几户人家，全是我姥爷家的房户，也就是姥爷买下的一排平房的租户。姥爷爱惜名声，所以对这些租户几乎都不收取房租，大约也是因为其中不少人来自关里老家，比如开染房的“老坦儿叔”。人因口音名，所谓的老坦儿，是指他的唐山口音里总是带着“坦儿”的尾音，悠悠长长，像是夏天晚上的夕阳。很多租户都带着乡里乡亲的名义，有些索性就是投奔他来的，更不好意思收钱了。

可想而知，我妈蹦跳着路过那些门前时候，大家能给她的笑脸都给了，多年之后，当姥爷被“土改”冲击的时候，这些租户毫不犹豫地对她关起了房门。她在熟悉的小城的小路上奔走，脚下都是脏而冷的雪，找不到一个可以停留的角落。在年纪尚幼的时候就受到这样的人间教育，我妈倒是并没有就此仇恨这些人家，大概还是年纪太小，她只有十岁，她也哭，也被教育不许哭，委屈，茫然，完全没有判断力。

她也不能明白这些人的恐惧，属于对时代巨变的恐惧，并不是针对她的，但是她知道，这些人家过得也不好。比如她叫李挑水的人家，熟悉的李汉滨大叔就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属于逃亡地主，被家乡来的人弄回山东老家去挨批了；修车为生的杜大娘家，三个女儿都漂亮，有两个进了电话局，做了电话生，一个嫁给了国民党，一个嫁给了共产党，小家庭被裹挟进了时代的巨变里，古老的伦理系统反复受到冲击，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些景象像是玻璃幻灯片，咔哒咔哒在我母亲的脑海里放映着，远处是天一门，高大巍峨——其实也不远，只是孩子的世界里什么都大。那时候的天一门和现在复建的完全不一样，是个正经的城门楼子，她们不敢上去，说城墙上的洞里有个白胡子老头，是个狐仙，住在那里不知道多少年了，只有晚上才出来，点着灯笼，谁看到就会倒霉；到了“土改”之后，不少人说看到狐仙搬家了，老头拿着一个白马尾巴的硬刷子——不应该是拂尘吗？飘飘洒洒地走了，不知道下落。近处的小学门口挂着匾额，写着“忠厚伦敦”，我妈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学校的匾额上有英国首都的名字。门口有两只略显陈旧的石狮子，大点的同学和她说，王玉珍，你要早晨早点来学校，就能看到那两只石头狮子成精，它俩在雪地上你追我赶，跑得可快了，你不信？不信你看雪地上有狮子的脚印。但随即她们又说，你不能早来，早上你们那个教室里，有个抱小孩的女人，脸色雪白，抱着小孩从屋子里往外看，太阳一出来，她就不见了。我妈四岁上小学，年纪比她的同学们小一截，大点的孩子一贯这么戏弄和吓唬小同学，我妈被吓得一回家就放声大哭，我的二舅妈就唧唧呱呱骂那些惹她哭的小孩子们。

那个石狮子嘴里面，叼的往往是情书，都是外面的人写给女校里的老师和年纪大的学生的。

我妈妈把那里当乐园，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伪满洲国”上学的孩子的片面记忆。并不繁重的学业，嬉笑打闹的同学们，还有和颜悦色的教师，构成了一种童年的氛围，似乎是永恒的光亮。我们都记得小学课堂里的那些昏睡，无聊的傻笑，和憋着尿等待下课的烦躁，冲出门的瞬间是最快乐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可能伴随了我们很久很久，是身体的记忆。当然身体也会有痛楚的记忆，有个同学沙聘婷，就总是欺负她。姥爷的药房和住宅，是买的沙家的老宅子——姥爷终于攒够了钱，给关里老家的寄钱任务也告一段落，所以新买了县城里数得上的好房子。沙聘婷的爷爷沙德卖了房子，打算去北京发展，他有一子一女，都是在北京做律师的。沙聘婷又高又胖，尤其是对比只有五六岁的我的母亲，她大概不能理解自己家的房子怎么要卖给外人，所以在学校里总是欺负王玉珍。她走路的时候横冲直撞，故意抬着胳膊，用胳膊肘撞我妈的胸口，生疼。接连几天都这么干，也没有人说她，多年之后，我妈还记得那种疼。

然后沙聘婷得意地走开。

我妈回家就咧嘴哭，家里人只当是孩子间的胡闹，和她说不要理睬就结束了，只有我精灵古怪的四舅给我妈出主意，说你敢不敢报复，我妈说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