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我的奶奶带着儿女从扬州码头乘船到上海，爷爷被分配到上海水电设计院为苏联专家开车。奶奶抵埠后，一家人住在南京东路的一家车行。后来爷爷分到了单位的房子，搬到上海水电新村。南北两间房，各十八平米，开了门窗，就有清爽的穿堂风。一九六八年，我来到人世后，就被抱回这里，听着马路对过海军司令部的号角长大。
我的父亲杜殿元在家中排行老二，十几岁从扬州到上海，进入上钢五厂做学徒。一九六五年六月，当时的冶金部下令由上钢五厂定点援建江油长钢一厂，号召报名，支援“大三线”。从父亲决定报名去四川那天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那一年，在一千二百公里外的香港，一名作品丰硕的电影导演从电懋转投邵氏，陆续拍了《鳄鱼河》《金菩萨》《铁观音》等电影，杜殿元此时不会知晓这位香港影史上的传奇导演后来会成为他的岳父。
父亲如何从上海去了四川“支内”，亲戚和母亲各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因为他当时是团干部，为以身作则所以报名；有的说，当时厂里“支内”是有指标的，选到父亲和另一个小伙子时，考虑到小伙子是家里独子，父亲立即表示自己愿意去四川；有的则说，厂里关系好的工友们说好一起报名，结果有的人没报，只有父亲老老实实报了；还有的说，如果去四川，工资可以涨一些，可以帮补多子女家庭的经济收入。总之，父亲和上钢五厂的同事们，从上海乘上火车来到了四川江油。
得知父亲报了名要去远方，奶奶悲伤落泪，一旁我当时才十岁的小嬢嬢问：“妈妈你为什么哭？”奶奶说：“老二要去四川……”小嬢嬢天真地答道：“姆妈勿要哭，四川路老近的，乘97路就到了。”
四川江油长城钢厂是“三五”时期的重点项目，直属冶金工业部，是军工生产和特殊钢科研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山里的保密单位，对外通讯地址是江油三〇二信箱。奶奶对即将远行的儿子万种叮咛，嘱咐他隔半个月要写一封信给家里报平安。
就这样，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集中到了江油，时间一长，自然形成了上海人为主的社交圈。父亲擅烹饪，爱说笑，人缘自然也不错。长城钢厂在一九七二年正式投产，从一九六五年起的几年都属筹备期。一九六六年五月，厂里派父亲去重庆出差，五月十三日这天，他来到解放碑，想买些点心带回江油，排队时他撞见了一个大眼睛姑娘，此时他正要问路，就上前搭话，不料漂亮姑娘对这位英俊青年亦有好感，不但告诉了他怎么走，两人还相约在父亲下榻的招待所前再次见面。
漂亮姑娘就是我的母亲，当时她二十三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做老师，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母亲家庭很大，但她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自出生起，外祖父就漂泊在外，外祖母忙着照顾母亲以及其他弟妹。这种特殊的情况，让母亲得以野蛮成长，拥有热情开朗的青春笑容。父亲母亲从那次解放碑偶遇之后，很快就谈起了恋爱，两人一有机会就买张站台票，跳上成渝铁路火车，想方设法逃票，在重庆和江油间来往缠绵。听妈妈说，他们二人决定结婚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爸爸到重庆看她，她把门紧紧关上，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卿卿我我，而是为了对爸爸摊牌她内心的焦虑凄惶。
那天，妈妈确认门已锁好，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折叠着的《人民日报》，打开来放到爸爸面前。那是一张五月的报纸，题目上写着《影片〈清宫秘史〉的反动本质》，另一篇的题目是《不许“大人物”诬蔑革命群众，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爸爸看得莫名其妙，只看出来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批判一部电影，叫做《清宫秘史》。
他不解地看着妈妈，她很严肃也很紧张地说：“一直和你说我爸爸不在重庆在外地，其实他在香港，他一九四七年就去了香港。我有海外关系的，还有……他在这个反动电影里演袁世凯。你晓不晓得袁世凯？是大坏蛋，反动派。”
妈妈说不下去了，她很害怕，怕眼前的男子听到“海外关系”会吓跑。那时候“反动”这个词是那么可怕，它意味着什么，谁也说不清，但它又包含了所有的可能，可以让关于前途、升学、工作、分房、平静生活等等一切都受影响。
见爸爸拿着报纸，没有反应，妈妈一不做二不休，又打开抽屉最底层，拿出一些藏在最下面的东西——那些带有红蓝边的航空信封，“我爸爸还给我写过信，但我现在不敢回信了，我早就不给他写信了。”爸爸接过妈妈递过去的信封，上面竖着写着繁体字——“羅靜萍小姐”，落款是“羅”。信封上印着“四維影片公司”，地址要从右边往左边读，“九龍彌敦道六八四號邵氏大廈七〇三室”，另有个信封上印着“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地址也是要从右往左看，“香港九龍清水灣道一九七地段”。
茫然看着信封上的落款，爸爸问了个蠢问题：“哦，小罗，你爸爸也姓罗啊？”
“是啊，他叫罗维，我妈说他以前叫罗晶，你看这个四维影片公司，就是把“羅”字拆开了，这个是繁体字。”
“你爸爸在香港开了拍电影的厂？那他是资本家？”
“听我妈说，他以前在重庆演话剧，后来去上海演电影，又跑到香港演，还开了电影厂。我跟他没关系哦，我妈早就跟组织上申请和他离婚了。”
“那你以后会去香港那个地方吗？”爸爸对此感到担忧。
“我才不去，我才不想离开你。而且我才不敢给他回信，现在重庆天天在闹武斗，组织上还没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现……”
“那我们结婚好不？我是工人，我家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吃香，你跟我结婚了就不怕你的出身不好……”
当时的重庆正陷于激烈的“武斗”，街上兵荒马乱。两个年轻人躲在斗室，沉浸于爱情中。他们都不知道，那个信封上落款为“羅”的那个人，在香港正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几年后，他将执导香港嘉禾电影公司的创业作《天龙八将》，陆续拍出的《唐山大兄》《精武门》将连续打破香港电影历史记录，掀起功夫片热潮，并作为起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的香港导演而成为传奇为后世铭记。
一九六八年春节，爸爸妈妈结婚了。妈妈前往江油和丈夫相聚，因为那时候，学校已经不上课了，重庆到处在“武斗”，新婚的他们拥有一个漫长的假期。当她回到重庆时，腹中已经孕育了一个小生命——那便是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独自在重庆，和父亲通了无数封信，这些信叠起来有二三十公分那么高，来来回回商量要怎样才能调到一起。这年十月，爸爸去重庆和妈妈汇合，坐上回上海的火车。他们决定把我生在上海。
也就是这一年，远在香港的罗维导演，接到他发妻——我外婆周梦萍的信，信中提出要和他离婚。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中相识相恋，这位与他养育了六个子女的女人告诉他，她热烈投身于祖国建设，要和在香港的他划清界限，并且已经让几个孩子都改了姓。罗维没有写回信，他忙着拍电影，由他导演、郑佩佩主演的《女侠黑蝴蝶》《断魂谷》都在这年上映。
爸妈坐上绿皮火车摇啊摇，硬是靠着一张硬座票熬到了上海。妈妈的脚肿得扣不上布鞋的搭襻，爸爸一次次为她扣上。到上海后，她受到了父亲全家上上下下的一致欢迎，奶奶第一次见到儿媳妇，我的爷叔嬢嬢都兴奋地迎接美丽的二嫂。
川渝媳妇在上海婆家受到温暖的接待，只是无论奶奶在菜里加了多少辣酱，这个媳妇还嫌不够辣。媳妇从外地来，也没有见亲家这回事，一切从简，自然也没有人问妈妈的底细，只知道是外地人，对上海人来说，反正上海以外都是外地。住了几天，妈妈就学会了几句上海话，称奶奶为“姆妈”。此后她经常回忆起在上海的日子，因为“姆妈”“阿爸”给了她母爱父爱，爸爸的兄弟姐妹对她也是百般呵护，这些是在她自己家中也未曾体验过的。妈妈做着幸福的孕妇，当她睡午觉的时候，爸爸就守在三楼楼梯口，让上楼来的小朋友们轻一点，不要打扰“大肚皮”休息。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出生在虹口区同心医院。据说妈妈产后大出血，睡得昏沉，是一个“下岗扫地”的妇科教授察觉到异常，找人来救了她。妈妈在“姆妈”照顾下坐了五十天“月子”。我大伯爱好钓鱼，特地为弟媳拿铅筒装了鱼回来，奶奶精心熬制鱼汤，家人的用心弥补了当时物资的贫乏。产假满了后，爸妈就回四川上班，我留在了上海。妈妈走的时候，在火车上哭了一路，火车还没有开，她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送行的大伯为了安抚她，急匆匆去买了份《新民晚报》和一包瓜子，跟她说，“小罗勿要担心，侬看看报纸，小罗，吃吃瓜子。”也是这个大伯，后来经常写信给我爸妈，告诉他们我会站了，会走路了，得猩红热了，医生给开了证明所以买到西瓜了。
我人生最早的记忆是在奶奶的怀里，两岁或者三岁，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在漆黑的夜里醒来，靠在奶奶身上。她坐着，劈开腿，我坐在她的腿中间，她胖胖的腿和肚子给我围成一个软软的堡垒，就好像我被裹在她温暖的肉里。她从身后喂我吃面包，一小口一小口掰碎了，送进我嘴里。
在那张很大的眠床上，我在奶奶怀中睡到了六岁。后来我离开上海去了四川，再后来又从四川去了香港，再再后来我从香港辗转日本，无论我在哪里，回上海我都喜欢睡在那张床上，它带着让我安宁的神秘气息，虽然蓝色的漆已经斑驳，但一直都结实地承载我。
带大我的奶奶不识字，是勤劳朴实的家庭妇女，给了我天下最多的爱。每当看到“无条件的爱”这样的字眼，我就想起奶奶。爷爷那时还上班，每个月把七十多块钱工资交给奶奶，自己则留下几块来买香烟和两角钱一包的猪头肉，因为他晚饭时要咪老酒，咪的是拿瓶子去打的散装黄酒。爷爷的规矩是每天独自先吃饭，奶奶做好一个菜就分装在两个蓝花大碗里，单独一份给爷爷。
爷爷独酌在木头写字台上，要拿本书看，是竖排繁体字的线装旧书，没人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边喝酒边大声说话，有时对着奶奶吼，我就知道爷爷又“发酒疯”了。等到我们围坐在木头方桌前吃饭，爷爷已经微醺。这时爷爷常会朝奶奶发难，大抵因为下酒菜不好，荤菜太少，奶奶总是忍着。据说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会帮着奶奶跟爷爷吵架了，每当他朝奶奶吼，我就对着他哇哇叫。一直长到五六岁，我真的会帮奶奶了。爷爷有次晚饭时甩了一个酱油碟子，飞溅的酱油弄脏了我挂在墙边的白连衣裙，我对爷爷喊道：“侬是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爷爷发完酒疯就睡觉了，我看到奶奶在晚饭后悄悄抹眼泪，嘴里像是安慰自己似的自言自语：“命唉……”
在那个没有任何电器帮助主妇的时代，奶奶总是天没亮就起来，带好肉票、蛋票、豆制品票，拎起篮头去小菜场排队，带鱼、豆腐干、青菜，买什么都要排队，家家户户为了果腹都要从黎明起劳碌。然后整天她就埋在各种家务里，套一件深蓝粗布围裙，在两三户共用的厨房和房间来回，一双大脚趿着自家做的布鞋，踩在木头地板上咚咚作响，发出有力而让我安心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