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带着点嫌弃的眼光看父亲，觉得他身上满是“不精明”的缺点。

那年大旱，近一个月没见着雨，村里的秧田干得裂开口子，土块硬得能硌疼脚。家里的鱼塘里是刚东拼西凑借钱买的鱼苗，本指望秋收能换点钱补贴家用。可村里几户人家红着眼上门，求父亲放些塘水救秧苗，父亲没半分犹豫就应了。看着塘水哗哗流进别人家的田，母亲躲在灶房哭肿了眼，怎么劝，父亲都只闷声说：“庄稼枯了，人家一年就没盼头了。”那时的我，只觉得父亲太窝囊，连自家的活路都不顾。

上学后，别的同学背着印着图案的帆布书包，我却背着父亲用化肥袋改的袋子。粗硬的布料磨得肩膀发红，针脚歪歪扭扭地趴在袋口，像一道道没藏好的疤。我攥着袋子边角走在人群里，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怎么我的父亲这么没本事，连个正经书包都买不起？那份埋怨，藏在每一次低头快步走的路上。

开家长会是我最抵触的事。我总怕父亲来：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常年在田里被晒黑的皮肤，在一群穿得整洁的家长里格外扎眼；满手的老茧是干农活刻下的印，连指甲缝里都嵌着洗不掉的泥；那件中山装的袖口和领口早磨破了边，洗得发白发软，却是他最体面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