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湘军志》（《湘军史料四种·湘军志》，岳麓书社2008年版）是一部名著，阅读门槛却很高；它虽然句句有故事、事事含褒贬，但完全看得懂的人并不多。笔者不揣谫陋，试作几段笺注，在订正补充书中史实的同时，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认识和解释，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但愿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如能收获批评，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一）

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

笺注

第一个提出在湖南训练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的人，并不是曾国藩，而是湖南巡抚张亮基和他的幕僚左宗棠。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十九日，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发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正式提出了这一主张：“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前遵旨传知丁忧在籍侍郎臣曾国藩帮办团防，俟其到省，当面相商榷，妥为办理，务期饷项节省，战守可资，以期无误防剿要务。”

两天后，曾国藩抵达长沙，张亮基、左宗棠和江忠源与其“感慨深谈”之后，曾国藩也于本月二十二日上奏了《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他为此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在奏折中，他还特别说明，这些想法是“与抚臣熟商”后形成的。

这两份内容稍异、着眼点完全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想建立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成法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徐广缙被革职拿问，张亮基调任湖广代理总督，左宗棠和江忠源随同前往武汉，于是编练湘军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曾国藩一个人头上。其后良将辈出，实滥觞于此。王闿运说“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郭嵩焘说：“乌兰泰战没广西省城，江忠烈公自新宁募兵驰援，此楚军之所自起也。此等并关系大端，未宜没而不书。”曾国藩的《江忠烈公神道碑》也说：“大学士赛尚阿公督师广西，驰疏调公赴粤。既至，则大为副都统乌兰泰公所宾敬……公亦竭诚赞画，募楚勇五百人助战。湖南乡勇出境讨贼，自此始也。”

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湘军应萌芽于江忠源募兵驰援广西的“楚勇”。然而有一个事实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彭洋中在《湘勇原流记》中写的这段文字：咸丰元年初，湘乡知县朱孙诒“阅邸报，知大学士赛尚阿、都统巴德清（应为巴清德）、达洪阿奉命剿粤西贼。孙诒召诸绅谓之曰：‘防患未然，古之善教。今粤贼洪秀全等势张甚，未易遽殄，若北窜，由恭城、灌阳而全州，则永郡之东安界；由阳朔、临桂而灵川，则宝郡之新宁界，皆毗连邵阳。湘乡固邵阳接壤也，计程不数日，贼可及吾境。人以为患在隔省，吾视之犹肘腋耳。官军布守冲要不能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及今不理端绪，恐仓卒措置难也。’王鑫曰：‘请自隗始。’爰创具规约，遍晓谕，于三坊倡之，余四十七都亦次第行”。

正因为朱孙诒在湘乡首倡团练乡兵，保卫乡梓，所以太平军入境湖南前后，当地响应的群众刚刚起事，湘乡就能及时将其扑灭；也因为太平军侦知湘乡早有防备，所以入境湖南后不敢进入该地。之后，朱孙诒又将湘乡团练武装分成左、中、右三营，推古人阵法，定起伏分合之制，并有专人负责粮草、兵器等后勤事务，湘军雏形由此形成，湘乡也成为湘军的发源地。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应为诒）令王錱、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曾国藩由此掌握了这支地方武装，并在它的基础上练成了后来的湘军，朱孙诒也因此成为湘军首批陆军营官和统领之一。《清史稿》作者为此发出感叹：“朱孙贻（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

地方绅士江忠源在新宁私募“楚勇”出省作战，与知县朱孙诒在湘乡倡办“湘勇”保卫乡梓，两者都关系大端。这样的事实王闿运不可能不清楚。但究竟谁是湘军的萌芽或者说起源，却不好下结论。再说当时湖南境内，尚有不怎么出名甚至不为人知的“南勇”“浏勇”“宝勇”等，也可称他们为湘军的源头。王闿运一概避而不写，用意或许在于避免争议。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此举不失为聪明的做法。

《湘军志》的这段文字也有不够严谨的地方。朝廷任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是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此时的太平军连湖北省城武昌都没打下，武汉三镇只攻占汉阳和汉口，哪来的“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要等他们打下武昌、九江、安庆和南京等名城之后，才能说这样的话。但那是数月之后的事情了。

（二）

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笺注

郭嵩焘说：“湖南兵威之盛，与粤寇终始。其后东平捻，西定回疆万余里，皆乘荡平粤寇之余力为之。平寇者，湘军之力也；纵寇而使之东窜，当时大帅为徐广缙，在湘军未起之前，于湖南无咎也。此等叙述，低昂抑扬，徒滋后人疑。”

在写给湖南友人的书信中，郭嵩焘甚至摆出了向王闿运问罪的架势：“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

然而同是在《湘军志平议》中，作者郭振墉却转述了郭嵩焘的另一段文字：“又先侍郎公评李氏桢《畹兰斋文集》卷一《论围师阙隅》后曰：‘长沙壬子之役，南城合围，独缺其西一面以纵之。北窜时，湘抚张公力主龙回潭扎营堵截之，议与向公文移相诋，至于再四。自长沙北窜，而遂不可为矣。’”

可见郭嵩焘也无法否认“始合围而纵之”这一事实，只是把责任完全推到了新任湖广总督徐广缙和原任广西提督向荣身上罢了。

骆秉章和左宗棠谈到“始合围而纵之”一事时，也把责任推给了徐广缙和向荣。

骆秉章《自订年谱》说：“河西原有官兵万余，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两广总督徐在广西带兵到湘，不敢到长沙，止住湘潭，殊属可笑。赛中堂已奉旨革职拿问，是以指挥不能如意。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

在写给女婿陶桄的信中，左宗棠的说法是：“徐爵帅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此事断非此公所能了。人言其沉毅有谋，实太不伦。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向军门来书亦然，然已无及矣。使当赛相拿问，爵帅未到之先，即用中丞署理大臣篆务，贼纵不即平，亦万万不至蔓延北省。虎狼落阱，复又纵之，俾得从容逸去。”

然而郭嵩焘、骆秉章和左宗棠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向荣不仅早被革除了广西提督职务，而且受到了充军处分。实事求是地说，他赴援长沙后，虽是戴罪之身，但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比他人强。《湘军记》为此说了公道话：“省城外惟向荣时与贼搏战。荣欲夺水鹭洲，古所称橘洲也，四面环水；或以险绝谏，荣易之。甫渡，贼绕洲尾袭其后，部卒三千皆溃，荣乘善马，揭水而免，城上望之夺气。”

长沙城外的援军有五万余，如果都能像向荣的数千官兵一样与贼搏战，形势肯定不是后来看到的样子。郭嵩焘等人把“不能堵贼北窜”的责任推给向荣，不仅有鞭打快牛之嫌，而且也无视他在橘洲一战中仅以身免的事实。如果向荣真是众人口中说的样子，咸丰三年清政府怎么会委以重任，命其领兵在金陵建立江南大营，而让湖北按察使（不久升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帮办军务？

徐广缙的情况也有些特殊。他临危受命之后，不到长沙城，确有避战之嫌和渎职之咎。但他毕竟不在实地指挥，事后把责任往他身上一推了事，是说不过去的。

实事求是地说，长沙保卫战的一线指挥官，开头是革职留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后来是张亮基。这个责任应该先明确。可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在本段叙述中，王闿运事实上已有扼要说明：“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真是字字含褒贬、句句有深意。接下来，他更是用触目惊心的文字告诉我们：“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颚、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