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时光是复数的，小说的宇宙也是复数的，这大概就是文学最迷人之处。然而十九世纪的小说大多是直线前进的时间观，偶尔有一些褶皱，像插叙或倒叙，或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平行叙述，但大部分小说的时间变化比较少。二十世纪的小说，尤其是意识流小说，通过叙述手段和语言技巧，直接重构读者与角色的主观时间感知，打破物理时间的线性逻辑。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快速向前冲的“发展至上”的AI时代，科幻精神已成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当大多数人都在憧憬未来世界的美好之时，我父亲刘再复却说，老子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让他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我父亲的回归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是回归到上帝把他抛到世界上的那个时刻，回到那种柔和的纯正的目光；第二个向度是回归到中国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像《山海经》文化，拒绝世故，放逐概念，回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本然状态。他所说的这种“返回”是一种姿态，一种试图从越来越发达的机器里抢回质朴的人性的努力。

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其实都是翻转时光的魔术师。小说的时间可以如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时间箭：罪行的本质》（Time’s Arrow），完全颠倒着进行，像录像带的回放，不仅从老年往年轻时倒转，而且连动作都倒转。当生命倒着走的时候，一切不一定更美好，但这种回望，却有反省的视角和力度。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短篇小说《本杰明的奇幻旅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的男主人公一出生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他的人生是“反向的”，逐渐走向壮年、青年、少年和婴儿状态。在正常人的时间段里，他的存在是一个异数，然而幸运的是，他的异数存在被美好的爱情所滋润。

在作家的笔下，人的身体不仅跟前进的物理时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可以成为人的主观时间的隐喻。比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中的侏儒在疯狂的纳粹时代，突然决定把自己的身体定格在三岁，以侏儒的身躯游离在成人世界之外，并用敲击铁皮鼓、发出能震碎玻璃的尖叫等方式，对抗这个荒诞的时代与成人世界。萨曼·鲁西迪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萨拉丁·希纳的身体患上“早衰症”——从魁梧躯体逐渐萎缩为侏儒般模样，这种异常加速的衰老，恰是被压缩的主观时间的具象化。殖民地历史的深层创伤和恩怨纠缠，以及家族和个体的喜怒哀乐，那些本应在漫长人生中逐步承载的重量和情感，全都挤压进他不断收缩的肉身里。而这种特殊的“早衰症”未尝不能视为对现代时间观的深刻隐喻：在一味追求“快速向前”的发展节奏中，人们被裹挟着透支生命体验，童年的纯真、青年的热烈、成年的沉稳被不断压缩，过早地被世故磨平棱角，在急促的时间洪流中仓促走向生命终点——这不正是现代人被时间“催熟”和“消耗”的真实写照吗？

如果快速前进的时间会催生人的“早衰症”，那么无限拖延、失去流动性的慢时间，同样可能沦为消解人生意义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