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一生有两次在西安讲学，一次是在国立西北大学短期讲学，一次是在陕师大讲演，相隔十三年，在其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与这两次讲学有直接关系者，则是语言学家、教育家高元白。高元白，名崇信，字元白，以字行，陕西米脂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曾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院任讲师、副教授，在铭贤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专、西安师院和陕西师大任教授，曾兼任民盟陕西省副主席、陕西省文史馆馆长，著有《汉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汉语音韵学要略》《古代汉语》等，有《高元白文存》三卷存世。

一

吴宓与高元白相识于抗战胜利后的成都于右任寓所，时吴宓在燕京大学任教，高元白在铭贤学院任教。论及二人的渊源，则与两人的父亲及著名诗人于右任先生有关。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城关，祖籍泾阳。早年与吴宓的生父、嗣父及高元白的父亲先后在泾阳味经书院求学，受教于关中大儒刘古愚。1904年春避难上海时，无亲缺钱，曾寄宿吴宓嗣父吴建常家。于右任曾题诗曰：“泾阳吴老字仲旗，其子知名号陀曼（即吴宓）。父为大侠子学者，我亡命时蒙蔬饭。”

高元白其父高祖宪，十六岁在泾阳味经书院求学，师从著名学者刘古愚，接受维新思想。后带领学生赴日本考察，拥护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张凤翙与之相约举事反清。武昌首义后，西安随即响应。张凤翙任陕西都督，高祖宪任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掌权后派陆建章取代张凤翙，高祖宪便辞职移居北京，以读书、行医、卖字为生。于右任敬佩他的德行人品，为其亲书对联：“救国尊今圣，读书为庶民”。

吴宓生父、嗣父亦在味经书院读书，又都投身民主革命。生父吴建寅曾任职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嗣父吴建常，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高元白的父亲高祖宪同年参加科举考试，后在不同时期为于右任部属，亦成为挚友。1902年自费赴日本游学，辛亥革命后，任凉州副都统。1927年任以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的国民军驻陕联军秘书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吴宓早年随嗣父在上海时，与于家常来往。

吴宓日记1946年1月10日：“在成都燕京上课。右公来。为女念慈（燕京学生）与张笃伦之子澄基订婚。宓至横四道街六十号宅谒于公及夫人……识高元白。”而高元白称：“1945年9月，我由金堂铭贤学院到成都于宅看望于右任先生，见到吴雨僧兄。于先生给我看铅印诗页（雨僧兄新著《五十生日诗》），说：‘雨僧这诗写得很好！’雨僧兄说：‘这张留给于先生指正。你一会儿随我到燕京大学我的宿舍，我另给你一张。’我们和于先生告辞后，一同到抗日时播迁到成都的燕京大学。雨僧兄也给我一张铅印诗页《五十生日诗》。”吴宓1961年10月16日还记有“作函谢高元白在陕西师大之给与厚待，寄去《五十生日诗》一份”。两人所记略有不同，编者均注明录自作者手书零片、断简。虽时间相差四个月，但地点都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成都于宅。

二

吴宓第一次西安讲学，是1948年春在国立西北大学。1947年11月，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被国民政府聘为西北大学校长。马师儒是高元白的姑表兄，他起用思想进步的高元白为秘书，协助他处理学校的一些重大事务。马师儒甫一上任，即欲聘吴宓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些具体工作均由高元白负责办理。12月6日，吴宓回复马师儒，先恭贺马师儒就任新职，同时婉拒聘请。为答谢，承诺可到西大短期讲学。1948年2月，西大教授冯吉扬又受高元白委托到访珞珈山，商请吴宓赴西安讲学。吴宓因先有清华之约，须返北平，便“答以从缓”。此时，吴宓纠结于留在武大还是返回清华，亦或另择他地。3月6、7日，清华校友、西北大学教授孙道昇“衔马师儒校长命，速宓赴西安国立西北大学讲学”。吴宓“又接马公三月六日航函，催往”。经反复权衡，吴宓终于在25日函复马师儒，接受了西北大学的讲学邀请。

4月3日，吴宓由武汉飞赴西安，住南院门大车家巷41号嗣父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