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先生的写作长达半个世纪，他是用生命写作的人。

潘耀明先生是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其散文出版早至1972年，港青出版社出版《中国名胜纪游》时，他还是《正午报》国际版二十五岁的年轻编辑。《正午报》停办后，潘先生入出版界，先任《小朋友》画报撰稿员，又任大型画报《风光画报》（《中国旅游》杂志前身）督印人兼编辑。可以说，早年的从业经历与游历见闻奠定了潘耀明散文的视野与风格。潘亚暾将潘先生的散文分为两个时期，大致以留美前后作为分界点：1972—1982年以专访、游记、抒情散文为主；1983—1993年以随笔、小品和杂文为主，走向杂文化、政论化，多了文人品性和学者风范。在早年的上司吴其敏眼中，潘耀明的散文是从新闻之笔走向文艺之笔，其笔香逐渐浓郁。吴其敏、潘亚暾对潘耀明写作的评述大致相似，无疑是相知之论，但都对潘耀明为《明报月刊》撰写的长达三十年的卷首语缺乏关注。三十年从未拖期，评时论事，关怀民生，于理性节制中不失谔谔之士的赤诚与雄健。窃以为，三十年与香港社会、华人世界同行，潘耀明的卷首语展现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期待视野的，跨越地域、疆界的史家之论。

作家散文，文学性自然是必需的，但对潘先生而言，并非唯一。作为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潘先生的散文中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看“当代作家风貌”，自然别具一番风景。《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分两册，分别出版于1980年、1982年，“在中国三岸是他第一个评介了中国当代四十二位著名作家”（潘亚暾语）。他交游广阔，善察人心，于师于友，于父母于女儿，都体贴周到。他坚信“和合许人自由”，“在一切自由之上，给我知道、说话并根据良心自由辩论的自由”（弥尔顿）。对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成功人士，从“业缘”的角度加以理解固然不错，但辅以“亲缘”“地缘”的因素，也许更能抵达其情感深处，或者说抵达中国人的情感内核。

潘耀明广游而博闻，履踪所及，景物纷至沓来，用潘耀明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记游是非地图式的。故而，以“岛”——香港以及千岛之国菲律宾作为辐射中心，以“陆”——中国内地的家国所系之处为重心，将移动的世界风景纳入“岛与大陆”的情感中心。文旅结合，以潘耀明的三个“家”为圆心，思考旅行的意义。

远行是为了返乡，然而如何定义“家”，对于一个华侨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原乡南安，养父谋生的菲岛，与养母相依为命、渐至安身立命的港岛，都是潘耀明的“家”与“乡”。菲律宾是中国人下南洋的重要移居地，其中百分之八九十为闽南籍，闽南语为当地华人通用语，养父在此安家、终老，血脉在此地绵延，因此，菲律宾对潘耀明具有多重意义。潘耀明到菲律宾是返乡探亲，在观光之外多了一分似远还近的近乡情怯。

潘耀明广结同道，知人论世。他认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眼界本身就是生命，香港的文化是没有敌人的文化。诚以为，潘耀明一甲子的香江文化志业，颇具“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张孝祥）的博大气象，以及“最低的地方，才是众川的汇归的地方”（金庸）俯仰有方的气度。“万象为宾客”必须以不伪、真性情作为法则，近身能察人，方可远观以察世。“我有二个父亲三个母亲”，潘耀明写我的父亲，破题即夺人心目。特殊历史境遇下的家事牵连起中国与南洋，内地与香港，中国与西方。菲律宾文盲父亲赠送的一支派克笔，让十岁的“我”“手颤得巍巍乎，写出的字更歪三倒四了”，从此不再用名牌笔写字。“许多年了，有一天在菲律宾南部小海岛与父亲叙晤，看到父亲灰白的鬓发和满脸的皱纹，情如老旧派克笔满布金边的条条坑坑，便战战兢兢地想起父亲给我的笔。”“又有一个年头，老远跑到那个小海岛去拜祭父亲的坟墓，我在上坟香的时候，终于告诉他，我没有用他给我的派克笔写好字，而且我还用廉价笔涂了十几本集子。又过了好几年，我坐在书桌旁，用廉价的水笔写了这篇小文，献给在天国的目不识丁的父亲。”《我的父亲》是怀人记事的佳作，情思充溢又内敛克制，意象饱满却刻画极简。推己及人，潘耀明以自身成长的曲折、情感的复杂，去理解海外华人这一特殊群体，也便有了包容与睿智。

以儒家文化伦理为底色，潘耀明朝向酒神精神开放，接纳极富个性、风骨的“八方人物”：金庸、黄霑、戴天、林青霞等香港制造的江湖奇人异士；“两岸破冰第一人”的胡秋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之白先勇，往来台港，引领“沙田文学”的余光中等；俞平伯、钱锺书、王蒙、汪曾祺、萧乾、刘再复、铁凝等，或居文化庙堂，或起落民间的文学之子；面面受敌，横站五十余年，而与香港晚年遭逢的艺术大师，如林风眠、吴冠中……

爱荷华对于潘耀明的意义是转折性的。1980年后，潘耀明多次赴美参观访问，并于1983年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一个出版家的最初模样从“爱荷华心影”中成形，甚至可以认为爱荷华、聂华苓、安格尔，以至与爱荷华有关的一切，对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潘耀明等香港文化人士呼吁奔走十九载，香港文学馆未尝不是昔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遥远的投影与回响。从萋萋芊芊的玉米带到落叶与松鼠，以及老人、晨昏，似乎并无大事发生，然而，一个虑及海内外华人自由交流的潘耀明在此沉思。

聂华苓那一代人是无根、漂泊的一代，被冷战隔绝了近半个世纪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接纳彼此。1978年，主持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聂华苓与安格尔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其行程日记《三十年后》从1978年8月开始，几乎以即时报道的方式在《海洋文艺》上连载，直至1980年7月完结，显见台港以及海外华人文化界了解大陆的迫切心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也成为台湾戒严“解冻”之前，两岸作家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平台。1983年，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陈映真、七等生以及潘耀明受邀参加了同一届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潘耀明因此打开了与台湾作家、学者的对话空间，一系列采访由此展开：聂华苓、许达然、杨逵、李欧梵……潘耀明同时为三联书店筹组“世界华文文学大观”的出版计划，先后出版了约四十位海外作家的选集，集中展示了海外汉语文学的整体面貌。潘耀明也尽力协助柏杨先生，为其策划的《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组稿。《从夏志清一封信谈起》串联起潘耀明先生纽约之行与著名学者夏志清的文缘。“夏公”书信每每都以“耀明吾弟”起笔，以“志清”或“弟志清”落款，学界泰斗的顽童心性中，更多隐藏着“他真正的一面——对后辈的提拔和扶持的热忱，是十分具体、细腻而感人的”。1991年，应金庸先生邀聘，潘先生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兼任明报出版社总编辑兼总经理至今，其间出版《二千年文库》、《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读文库》（五十卷）。以此种种渊源、时机，潘耀明使华人文化圈慢慢重建，而今世界华文文学已蔚然大观。回首人生每一个非常又平常的时刻，潘耀明了却了自己所期待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事”，这心事将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完成融入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新时期，老作家们以“重放的鲜花”为海外所知，主要通过《海洋文艺》《开卷》《七十年代》《八方》等香港文艺期刊的访谈、对话而达成。其时，当代作家与海外尤其是与美国的交流，往往借道香港，潘耀明在“驿途”为这些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作家提供了许多帮助，进行“第三类接触”，由此建立了永恒流动的情谊。这些交往以信札、手迹、书画的方式，成为一个时代人与事的心曲与见证。潘耀明半个世纪的收藏成为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浸会大学先后举办的“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和“现当代作家手稿书画展”的展品，更是内地文坛的稀见史料。

将潘耀明交往之人物一一列出，俨然《世说新语》中或风神俊朗，或独异奇崛，或孤高傲世，或纵情任性的当代名士绘。倾此一世的交游，潘耀明将“人生三题”——青年、中年、老年的阶段性意义做了自我解读。谈到青年，潘耀明引纪德日记中的话自陈心迹：“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持续不断的，没有一件事是固定不变的。我有时相似，有时相异交错无已。”“只有在变动中，我才能寻得自我的平衡。”作为成功人士，堪为后学所取法的，不是成功学，而是读懂成功者必须克服的巨大阴影，“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郁达夫）。向阳以自励，背阴则自惕，一面向海而生，另一面向死而生，当为潘耀明精神世界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平衡包孕了潘耀明“身与心”“欣与悲”之两翼，最终抵达“万象为宾客”的精神原乡。

千字为文，简约为要，是潘耀明散文的鲜明特征。这当然受香港报刊写作的园地制约，同时也是作者于工作中“仓促”为文所致。现代散文应该是自由的，可以的话，应该是闲适的。潘耀明的散文不少是在片段时间中所作，显然是仓促的，作为杂志总编辑写的序，为工作而做，怎么都谈不上闲适为文。如何在时间的仓促与工作的有“为”而作当中，表现心性与识见，在繁忙的务实中允许神思须臾的务虚，表现在潘耀明的散文中，即不以“专业”写作的严丝合缝见长，而是呈现急速转换的状态下作者真实的写作状况。在谢有顺看来，散文本质上是业余的文学，让散文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散文最大的敌人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变成一种专业写作，依我看来，就多半难逃这样的悲剧境地了。散文的无规范，使得它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李素伯语），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王安忆称潘耀明为“港人彦火”，片言微语即道出潘耀明“在香港”写作的状态，“在密密匝匝的生计中，硬挤出的一点闲心”，“在彦火劳累和心烦的生计中，他所写下的这些散文，安慰着自己，也不期然地安慰着他人”。然而，这闲心一挤就是半个世纪。这长篇连载的闲心，与其为中国当代作家状写“复出风貌”，充任海外华人作家“融冰”的信使，三十年为《明报月刊》量身定制卷首语之“公心”并置齐观，才有用生命写作、用生命编辑的潘耀明。

潘耀明先生投身文化事业逾半个世纪，奔走力行，将战后香港一代文化人的心事付诸实践，其人生轨迹、羁旅行踪无不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家国变迁的“形状”与“线条”。“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时间远去，一切将沉积演变为鱼化石，在文字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