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感知、自我表达与时间认知，更帮助个体体察自身、他人及所处情境的情感与能量流动。①长期以来，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始终将“音乐与日常生活的联结”视为核心研究议题，聚焦音乐与人的互动关系，以及音乐在生活场景中的动态呈现。这一研究方向要求学者深入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日常情景，通过细致观察解析音乐与生活关系的复杂性与流动性。

当代中国，短视频平台的崛起极大地拓展了大众的文化表达场域，为每一位“普通人"提供了自我展示的空间，催生了“人人都是策展人”的社会现象。②这种高度可见的数字平台也吸引了专业音乐家入驻，其中部分主流音乐家与地方文化精英甚至以“普通人"的身份主动融入互联网生态。③他们普遍采用“生活化"的叙事策略，以亲近、日常的方式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结。要理解数字平台上的日常音乐表达，需深入剖析“生活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深层意义；置于历史景深中审视，更能清晰看到当代“普通人"的音乐实践与历史的呼应 一那些曾在学院体制与主流叙事中被边缘化的民间音乐实践者，正借数字平台重获可见性，这也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何数字平台成为他们突破困境的关键机遇。

一、被没的声音—民间音乐家的历史演变与挑战

中国民间音乐自古以来便植根于日常生活，兼具浓厚的社区联结属性与实用功能，深刻承载着普通个体或集体在日常情境中创作、表演、分享音乐的文化精髓。这种与生活共生的特性，使其成为反映社会变迁的生动镜像。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类制度力量逐步介入民间音乐的生态体系，不仅重塑了其生存环境，也改变了民间音乐家的境遇。

20世纪20年代，刘天华等人推动的“国乐”改革，开启了民间音乐家身份分化的序幕：一部分民间音乐家进入“学院派”体系，接受系统化训练并登上专业舞台；另一部分则仍依托日常生活经验，在社区中延续口传心授的音乐传统。这种结构性分化不仅改变了部分民间音乐的传承方式（从非制度化的口传心授转向制度化的系统教育），更赋予“学院派”体系对民间音乐的“选择性吸纳权”一即由学院体系决定哪些民间音乐元素值得保留、传播，哪些被忽略。正如民族音乐学家李海伦（HelenRees）所观察到的：“中国音乐史往往仅关注少数著名的民间艺人，而忽略了许多其他音乐家。那些鲜为人知的民间音乐家的作品，即便被收录在已出版的乐谱中，也常常未署名。”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制度化选择的特性：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代表更广泛的民间音乐实践，却掩盖了多数普通实践者的存在，导致大量民间音乐声音被淹没。

如今，“学院派"音乐家长期占据公共舞台的主导地位，民间音乐则更多被纳入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式的展示领域，逐渐脱离其原生的日常生活场景。

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压缩了民间音乐的活态表演空间一一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普及，让民间音乐的受众范围不断缩小。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政策为部分民间音乐家提供了官方身份与资源支持，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政策对“非遗”形式的规范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间音乐原有的日常表达活力。例如，刘可意博士在对傈僳族音乐舞蹈阿尺木刮的研究中注意到，原本属于社区参与性质的“山羊舞”在现代化舞台展演的需求下，逐渐向展示性歌舞的方向发展。这种专业化有助于传统形式的保存，却使原本自由、即兴的社区性歌舞出现同质化的倾向，削弱了阿尺木刮在表达上的“日常活力"。这一现象并非孤立个案。张伯瑜教授在讨论“非遗”文化发展时也曾质疑：“当‘非遗'音乐所依赖的社会语境消失殆尽之时，除了舞台，这些被抽取出来的音乐元素还能放在哪里？而对于舞台这一新的语境，它们是否真正能够适应？”⑥

过去十年间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打破了传统音乐传播的中心化格局，为民间音乐实践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平台赋予每一位“普通人”用音乐书写生活的权利，也为专业音乐家打开了“回归日常”的通道一一他们无需再依赖官方舞台或学术体系，即可直接与公众建立连接。在此背景下，原本在研究中被边缘化的日常音乐实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与影响力，不仅挑战了“精英-民间”的二元对立结构，也为理解当代音乐文化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

二、视频平台中的群体浮现

彭兰教授以“梨视频”为研究案例指出，短视频创作的核心逻辑在于：个人化叙事和情感体验构成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关键驱动力。？她从生活化底色、专业化转型和机制运作三方面阐述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特征如何将短视频内容由自我表达推向公共交流。事实上，音乐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与短视频的内容逻辑形成了天然的契合，其自带的情感和叙事属性能够增强短视频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