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转型期，同时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过去五年，在经历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战等极端外部冲击的洗礼之后，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令人瞩目的创新活力，使我国拥有了应对未来挑战与不确定性的坚实底蕴。同时，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也为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性机遇，在相关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也即将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对外经贸发展的机遇
与过去五年相比，“十五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面临着新的变化，其中一些将可能成为引领我国未来对外经贸发展的重要机遇。
从国际环境变化来看，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机遇可能蕴含在如下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持续深度调整。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国家普遍陷入主权债务风险持续发酵、收入分配矛盾加剧、社会意识形态分裂以及产业虚拟化与空心化的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反衬出我国在吸引全球产业资本过程中所拥有的低成本性、高开放性和强稳定性优势。同时，传统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引领能力与控制能力方面的下滑，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腾挪创造更趋多元化的市场空间。
二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突破性进展正在为全球经贸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一方面，颠覆式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发达经济体在高端产业领域的长期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性契机；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绿色转型，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深度应用在提升贸易效率、改变成本结构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业态和组织方式，为国际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是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中美战略博弈仍将是“十五五”时期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博弈形态将可能发生深刻转型。经历前期贸易战、科技战的反复博弈，美国对华战略已经显现出从“全面脱钩”转向“竞争式共存”的态势，包括在战略目标上放弃全方位打压的极端策略，转而追求“小院高墙”式的选择性脱钩，维护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在战略方向上，从侧重对外打压中国产业发展转向对内重塑本土产业竞争力，吸引制造业回流；在战略支点上，呈现从亚太地区适度收缩、强化对拉美地区控制的“新门罗主义”倾向，并试图通过构建区域排他性贸易联盟，挤压中国经贸发展空间。这种转型使得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将呈现“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复杂态势，同时从直接的贸易壁垒转向制度、规则、创新、基建、人才等更为底层的竞争。在这一转变背景下，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中美经贸关系全面阻绝的态势将可能获得一定的缓解，且向底层竞争的回归也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中国在人才、基建、产业生态等领域的优势。
从国内环境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也将获得更多来自国内经济体系的支撑。
一是对外经贸活动依托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强大发展韧性。一方面，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依然稳固，能够实现从基础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供给，抗风险能力与产业配套能力仍在全球独树一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启动以及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也将在“十五五”期间得到显著释放，由此形成的消费需求也将成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汇聚的核心磁场。此外，我国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伴随制度型开放而衍生的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优势也均在我国新型区位优势建设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支撑对外经贸活动深入开展的强大支柱。
二是经贸发展模式从“两头在外”向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在扩大内需战略的推动下，国内市场需求潜能的持续释放不仅能够通过强化规模经济与虹吸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汇聚和创新潜能的激发，促进出口的规模提升与结构升级，同时可以借由进口扩张的反哺效应提升海外需求，强化对全球高端要素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汇聚，为出口增长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依托，进而形成“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国际循环赋能国内循环”的良性互动格局，为外贸发展提供稳定的内部支撑。
三是单边开放和自主开放的进一步增强。在全球保护主义蔓延、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挫折的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多边开放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主动扩大单边开放与自主开放，这不仅是大国担当与发展自信的彰显，同时也是基于“互利共赢”新开放理念的主动作为。通过自主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等，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服务业等领域率先探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规则体系，不仅展现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同时也在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集聚等方式提升我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四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也将进入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新阶段。对内方面，我国将通过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标准建设，以及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保税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力，为经贸创新提供更丰富的制度试验空间与政策支撑；对外方面则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参与重要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强化与国际主流规则的接轨水平，以此实现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为对外经贸活动的开展提供更有利的制度与政策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