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层面，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已形成基本共识。然而，共识之外的实操分歧仍待破解——代持协议无效后的折价补偿基准如何确定、过错责任如何划分等核心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运作中，股权代持作为一种灵活的权益安排屡见不鲜。上市公司因其公众性、监管严格性及利益关联的广泛性，相关代持行为更易触及法律红线，引发合规争议，且这类争议在新公司法出台后并没有停息的迹象。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依法披露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信息，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二条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订立的股权代持合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权代持合同无效：……当事人约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或者违反信息披露等国家监管规定影响证券市场秩序的……”新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制，并未彻底消除实践中的适用分歧、解决争议焦点，恰恰相反，法条对代持行为的直接约束，凸显了上市公司股权代持问题的深层复杂性。

具体而言，上市公司股权代持的复杂性，根源在于其横跨多重法律领域、交织多层法律关系：代持协议作为核心载体，受合同制度调整；股权的归属认定与处分行为，受物权法律规则规制；若代持结构中嵌入信托安排，则进一步触及信托法的适用边界；隐名股东的显名诉求与名义股东的权利行使，牵涉公司内部治理规则的具体适用；而上市公司股权信息的披露要达到清晰、准确、完整的法定要求，又须严格遵循证券法及其配套规制体系。进一步来看，民商事行为法与公司组织法的规范逻辑相互交织，公司法的自治空间与证券法的强制规制彼此缠绕，私法自治的核心精神与公法规制的干预逻辑深度交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与不特定投资者的知情权、资本市场公共秩序的维护需求相互交错，多重维度的规则碰撞与价值权衡相互叠加，最终造就了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区别于普通公司代持的特殊复杂性，也使其成为资本市场法律实践中极具争议的难点问题。

本文立足这一实践问题，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展示股权代持的成因与典型纠纷类型，并梳理代持协议效力认定的立法演进、司法立场与学界争议，进而聚焦代持协议无效后的权益处置规则与责任划分逻辑，以期为市场主体合规操作、司法裁判统一及资本市场治理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为何代持，纠纷何在？

对上市公司股权代持进行规制，先要考虑其形成原因。就像上海二中院法官李非易所言：“与其说商事审判思维会对商事实践产生某种影响，不如探究商事实践会如何影响商事审判思维。”而要理解商事实践，就要探究某一商事现象的形成原因。

股权代持分为合法原因和非法原因。合法原因主要涵盖知名人士或敏感身份主体的隐私庇护、保障公司创始人的控制权、维护公司股权架构的持续稳定等。所谓非法原因，包括：第一，为了规避股份禁售期规定（原始股东和董监高通过他人名义代持自身非流通股，从而能在股份禁售期内卖出股票）；第二，具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或董监高利用股份代持隐瞒关联关系，以达到规避关联交易审议披露的要求；第三，通过股份代持规避同业竞争；第四，为了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或操纵市场；第五，为了规避境外主体的投资限制、规避公务员营利性活动和证券从业人员不得交易股票的限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