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出版业正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历史节点。一方面，文化产业整体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8.1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9%。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数字内容服务、AI生成内容等新兴领域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1%。另一方面，传统出版业却深陷营收下滑、增长乏力的普遍性困局之中。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图书市场码洋同比下滑9.64%。这一冷一热的鲜明对比，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传统出版模式在数字时代的结构性危机。

背景原因众所周知：传播方式的实质性变化对出版业造成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是直接的，也是系统的、长期的。如何突围？是战术性“应急”，还是战略性“应对”？这是出版业必须做出的抉择。

作为文化企业的出版业，当然要在全社会的文化建设方面有所贡献。这是它的存在之根。由此，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应对，也必须从其根本，即出版企业文化职能的重构出发。

重构出版企业的文化职能，需要正视它的职能发挥在当下的现状和特质。毋庸讳言，出版企业目前在文化建设方面，主要还只是扮演筛选、编辑、复制、传播的文化“转运者”角色。“转运者”的角色使得出版企业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普遍处于被动地位，倾向于采用应急策略。职能重构和现实突围，需要出版企业面对挑战，从文化“转运者”转变为文化“整合者”，主体化、参与式地对文化内容进行挖掘、梳理、重组、创造和呈现，由此获得战略新生，成为新型的文化建设主体。

制度变革：拆除“部门墙”

企业的生命在于产品。从动态，也就是企业成长的角度看，出版企业的文化整合，是一个从浅层到深层的发展过程，文化整合程度的深化直接体现为产品迭代。换句话说，其产品性质和类型，也将是一个在稳健前提下的逐渐迭代过程。第一种类型，一般是依托现有资源开发整合性的知识产品，比如具有跨界性质的主题化出版、大型丛书出版。第二种类型表现为融合出版，比如数字化产品、交互式产品的开发。第三种类型是进行IP化运营，将原有的单一内容资源拓展、覆盖至多种文化消费场景，比如通过一部作品、专著进行衍生开发，出版企业不再只是采用简单授权方式，而是主导系统性的文化产品创造。第四种类型是社群化与参与式文化产品开发，出版者、创作者、消费者身份模糊，共同以平等主体形式参与文化活动。

然而，出版企业现行的管理制度存在着与文化整合要求、产品迭代趋势不相适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