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轮回，蛇去马继。作为对华夏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动物，马的形象曾活跃于历史的情境之中：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它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骑兵的坐骑；在古代的商旅通道上，它是驿使、旅人通达远方的得力助手；在古代民族的经济交往中，它是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之物；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中，它又是农民耕作、运输的重要畜力……马在先民的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马的影响也因此广布于中国文化之中：传统医学中有相马、医马之术，文学叙事中有摹马、颂马之词，艺术创作中有画马、塑马之技，民间游艺中有马技、马球之戏，等等。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华夏先民以文化传统为背景，以自然之马为原型，共同绘就了一幅传承于世的华夏马文化长卷。
历史记述
家马是由野马驯化而来的。考古发现证实，野马曾是一些史前族群重要的肉食来源。在2.8万年前的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曾出土了大量野马、野驴的骨骼和牙齿化石，其中包括120匹野马和88头野驴。又如，在1.7万年前的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古龙山遗址，也曾出土了大量马类化石，总量有200匹之多。这些捕食野马、野驴的史前族群被后世研究者称为“猎马人”。
中国境内最早的家马遗存出现在4000年前的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这里出土的马的下颌骨和下臼齿已与现代马无异。稍晚于大何庄，同属齐家文化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和永靖秦魏家墓地中也发现有马具。上述考古发现表明，驯化的家马已经融入西北地区的游牧生活中。目前，关于大何庄遗址中的家马是本土驯化还是异域传入，学界仍有分歧。
马的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大事，早期的驯马者往往被奉为文化英雄，成为民族叙事的主角。在上古传说中，相土是殷商始祖阏伯（契）的孙子，他是一位驯马高手，开始用槽喂、圈养法饲养马，将野马驯化为家马，使之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工具，史称“作乘马”。秦朝的始祖非子也是一位驯马能手。据《史记》记载，非子喜欢马和其他牲畜，又善于喂养、繁殖马匹，因而获得周孝王的征召，去汧水和渭水之间的地方养马。马匹在他的饲养下数量激增，为奖赏他，周孝王把秦地赐给他作封邑，让他重新延续嬴氏的祭祀，称作“秦嬴”。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马匹管理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形成了“养马之政教”的马政。所谓马政，即涉及马匹牧养、训练、使用、采购等的综合管理制度。据文献记述，商朝已有专司马匹事务的官员—“马小臣”；周朝则设有“校人”等官职，负责种马（繁殖用）、戎马（军事用）、齐马（仪仗用）、道马（驿传用）、田马（畋猎用）、驽马（杂役用）六种马的繁殖、调教与使用。秦汉时期，养马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设太仆寺统领全国马政，地方设牧监（牧马场）、厩苑（养马场）等机构，实行边郡牧苑制，确立了国家马政运作的基本体制，并被后世王朝所沿袭。
在后世的王朝更迭中，马政的兴衰甚至关乎国祚，出现了马政兴则国运兴、马政衰则国运衰的历史现象。兴者如唐朝。唐朝立国之初就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马政机构，中央设置太仆寺、驾部、尚乘局等，地方设置监牧、八马坊等机构，国有牧监达60余所，马匹多达70万匹，在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对抗中优势明显。衰者如宋朝。北宋因疆域所限失去了北方牧场，官营养马规模又严重萎缩，数量少至20万匹，远逊于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南宋偏安一隅，只能依赖茶马贸易获取马匹，马匹量少而质劣，导致两宋政权在与北方民族政权的交战中一直处于下风。
东汉著名军事家、相马名家马援在给皇帝上书时曾言：“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事实上，马政之所以能成为国家要务，还是源于马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概括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战争之用马应用于战争，最初是以战车的形态出现的。虽然古史传说早在夏代就有了战车，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早期的战车主要出现在殷商晚期。其基本构造为独轴两轮车体和双马动力系统，采用一车三员制：中间是驾车的“御者”，左为远距离射击的“多射”，右为近距离格斗的“戎右”，三人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与步兵相比，战车冲击力强、杀伤力大。西周时期，出现了驷马战车，其速度和冲击力均胜过双马战车，因此逐渐得以普及。古人称一辆四马战车为一乘，每乘战车上配有甲士3人、车后步卒72人及后勤保障25人，合计100人编制。战车因此也成为当时衡量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一改中原王朝宽袍大袖、重甲循兵的车战之短，推广上穿窄袖胡服、下穿有裆的裤子，建立骑兵部队，与北方匈奴对抗，改变了被动的交战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骑兵的机动性和突击力量远胜过战车，不过，从现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军阵来看，秦朝军队的主力还是驷马战车和步卒，骑兵所占比例并不大。到西汉时，中原王朝才有了强大的骑兵部队，这一点从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汉墓中出土的583件彩绘骑兵俑上得到了反映
骑兵攻击性的发挥，必须有相应马具的保障，特别是得有马鞍、马镫搭配。从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彩绘骑兵俑的造型上看，西汉骑兵使用的仍然是鞍垫。资料表明，一直到东汉才有了前后有鞍桥的马鞍。而在湖南省长沙市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出土的青瓷骑马俑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镫。
通信之用我国古代称邮政为“邮驿”。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邮”指古代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驿”指古代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邮驿早见于西周时期，秦朝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驿站系统。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之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内配备有驿马和驿夫，用于传递公文和接待官员。据《汉书》记载，秦朝时，修筑了通往全国的驰道，东到燕齐，南达吴楚，江湖之上，东海之滨，无所不至。驰道，即驿道。汉代每驿之间的距离为“驿马三十里一置”。唐代全国驿站数量达1639处，其中水驿260所，水陆兼备驿站69所。视驿站的重要程度核定马的数量，从8匹到75匹不等。
驿马是古代驿站的主要运力。汉代画像砖“驿使图”表现的就是邮差策马疾驰的形象。按唐朝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走六驿，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一些，则要求日行300里；运送紧急公文，最快则要求日驰500里。唐代安禄山叛乱时，唐玄宗能在6日内获知3000里外的消息。在宋代的急递铺制度中，驿马昼夜疾驰，日行四五百里，传递军机文书和物品。明代的“六百里加急”驿马制度成为战时调兵的关键手段。
仪仗之用仪仗马（又称“仗马”），专指用于皇家庆典、祭祀、出行等庄重场合的马匹。它们需经过严格筛选，一般体形高大、毛色整齐，并接受仪态训练以确保稳重优雅。春秋时期，车舆使用已等级化，“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不同等级乘什么车、用几匹马都有着严格的限定，不得僭越。秦朝在六国车服基础上创建了卤簿制度，以彰显帝王出行的威仪。卤薄，即古代帝王外出时扈从的仪仗队。自汉以后，后妃、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可使用；唐制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皆给卤簿。
车乘规模在生前限定等级，在死后同样讲究。车马殉葬早见于殷墟，其中有多个墓坑中随车陪葬有马匹。秦代车马殉葬，见于秦始皇陵兵马俑1号坑、2号坑和3号坑，已经出土战车130多辆、驾车陶马500余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齐景公墓，更以600匹壮年战马殉葬。汉代流行厚葬，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殉葬有6辆车、16匹马，且马具鎏金、装饰华贵，体现了墓主人生前的乘舆规格。
除了殉葬，马的形象还出现在帝王陵墓前。“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开国平定群雄的过程中骑乘的6匹战马。唐贞观十年（636年），他在为自己营建昭陵时，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形象，再由工匠用青石雕刻而成，分置于昭陵北面献殿前的两侧，以表达对“六骏”的纪念。在其继任者唐高宗李治的乾陵，神道两侧除了置华表、石马、翁仲、石碑外，首次在帝王陵前出现了翼马。神道乃神行之道，是皇帝往生后灵魂出行之道，也是后人直达陵前拜谒之道。乾陵神道设置翼马，其ᄀ意不言而喻。
贸易之用互市指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或政权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源于秦汉时期的绢马互市。中原王朝需要良马，游牧民族的马优势明显。正如西汉政论家晁错在《言兵事疏》中所言：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原的战马不如匈奴的战马。
游牧民族需要粮茶和丝绢。唐开元十九年（731年），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向唐朝提出茶马互市的请求，双方在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一带）以茶易马，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其后，唐朝还通过与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的茶马互市获得良马，改良了中原马种，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宋朝官方垄断了茶马贸易，在川陕、甘肃等地设茶马司，专司“卖茶博马”。元朝蒙古人本以游牧为生，茶马贸易并不兴盛。明朝为获取战马，达到“以茶驭边”的目的，政府仍然垄断茶叶经营，控制茶马交易。清朝疆域辽阔，马场众多，不再靠交易获取马匹，茶马贸易逐渐衰落。
农耕之用马也是传统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主要用于耕作和运输。马耕早见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已十分普及，《盐铁论》中便有“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的记载。山东省滕州市黄家岭出土的汉牛耕图画像石，表现的就是牛马合犋的犁耕。南宋陈旉在《农书》中对养马和养牛的成本进行了分析，指出马的“刍秣之精，教习之适，养治之至，驾驭之良”，非牛可以比拟，养马的成本远高于养牛。
鉴于马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马匹管理也日益制度化。先秦时期就有“赋车籍马”制度。“赋车”，即征收车辆；“籍马”，即登记马匹的岁齿、毛色等信息，以备军事之需。发展至唐代，籍马制度已经相当规范。《新唐书》中对“诸牧监”的职责有详细的规定：马的驽、良都要登记在簿籍上，良马称左，驽马称右。每年孟秋，群牧使把诸监的簿籍合成一份，仲秋送太仆寺。为了便于管理，政府还采用了给马烙印做标记的方法。具体做法如《唐会要》中所记：“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至二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左厢髀膊，细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
先民养马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为马去势为其一。所谓去势，即阉割手术。阉割过的马匹，性情温顺，易于驯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家畜阉割术的国家。据《周礼》记载，春季祭祀马祖，举行执驹礼；夏季祭祀先牧，将公马与母马分开饲养，阉割公马。在秦始皇陵中，就有大量的骟马俑。
文化意象
意象，即ᄀ意之象，指用来寄托认知主体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马，满足了先民务实和务虚的多种需要，并由此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文化意象，成为传统表情达意不可或缺的内容。
龙马 龙马之名早见于《山海经》，古代术数著作《奇门遁甲》称它为龙、马合体之物，《宋书》更视它为祥瑞之征：“龙马者，仁马也。”事实上，与龙一样，龙马同样是先民的文化创造物。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的伏羲庙内有一尊塑像，为马头、鱼眼、牛蹄、鹿脚、鸟翅、鱼鳞，据说就是龙马的造型。
在古人的诗文作品中，龙马是骏马的别称，如南朝诗人谢朓《送远曲》中的“方衢控龙马，平路骋朱轮”，唐代李白《白马篇》中的“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等等。“龙马精神”典出唐代李郢《上裴晋公》一诗：“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天上玉书传诏夜，阵前金甲受降时。”诗中赞颂唐朝名臣裴度，年老而精神矍铄、仪态超逸，从此“龙马精神”一词便有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基本内涵。
天马天马在《山海经》中被描述为形似白马、“见人则飞”的异兽。汉代以后，天马的形象逐渐与西域良马㐀合，成为祥瑞的象征。《史记》记载：“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为争夺汗血马，汉武帝曾两次远征大宛，并作天马赞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千里马千里马，原指日行千里的良马。马行千里的文学表述早见于屈原的《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战国时，已确立了指称人才的意象，以《战国策》中的两则故事最具代表性：一是纵横家郭隗为燕昭王讲述的五百金买千里马骨、从而引来千里马的故事；一是春申君舍人汗明讲述的伯乐发现负重的千里马、助其成为战场良驹的故事。
千里马与伯乐的对应关系也成为后世叙事的重点。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中有“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之句。伯乐本名孙阳，因善相马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负责掌管秦国马政。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作的《马说》则进一步论证了千里马与伯乐的轻重关系：“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赤兔马在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中，赤兔马是三国名将吕布的坐骑，时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之说。马名赤兔，也作“赤菟”，一说源于古人相马以马头形状辨识马的良、驽，有直头、兔头、凹头、楔头等。兔头之马，其鼻子以上微微突起，其状如兔首，因此得名赤兔马。
在《三国志》的记述中，赤兔马在吕布命丧白门楼之后就再没有了后续。明代小说《三国演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文学演绎：赤兔马本是董卓从西凉带回来的良马，为了拉拢吕布，董卓以马相赠。曹操痛杀吕布后，又把它赠与关羽。赤兔马从此与青龙偃月刀一起成了关羽的标配，随他过五关、斩六将，驰骋疆场。最后关羽走麦城、落马受诛，赤兔马则绝食而亡。从此，赤兔马有了忠贞不事二主的意象。事实上，类似的情节早见于中国文化的叙事之中。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所记：“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除了上述意象，马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物。如在民间工艺中，猴子坐在马背上，ᄀ意“马上封侯”；一匹马上有一只飞翔的蝙蝠，意为“马上有福”。再如在文人画作中，“八骏图”取意周穆王驭八骏巡游天下，“六骏图”典出唐太宗李世民所乘六骏，等等，无不寄ᄀ着美好与吉祥。也正因为马有着这些美好的ᄀ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冠马名、仿马形者比比皆是。
冠马之名冠马名者，如汉代铸造的马币。据《汉书》记载，汉代曾铸白金三品货币。“白金三品”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的银锡合金货币，有3个品级：一种是正面图案为龙的圆形币，价值三千铜钱；一种是正面图案为马的方形币，价值五百铜钱；一种是正面图案为龟的椭圆形币，价值三百铜钱。
仿马之形仿马形者，如江南民居的马头墙。马头墙特指江南民居中高出两侧山墙的墙垣，因高出部分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也称“防火墙”“封火墙”，是徽派、赣派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民居建筑采用这种高山墙，主要是为了防火。人们聚族而居，建筑密度大，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很容易蔓延。据说马头墙是明弘治年间徽郡太守何歆的发明。为了解决民居防火问题，何歆首次将垣墙用在民房上，从此开创了“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风格。
事实上，不同民族之间，马的文化意象并不一致。马头琴是蒙古族的拉弦乐器，因琴杆上端雕有马头而得名。相传马头琴是牧人苏和为纪念小马而制，取其腿骨为柱、头骨为筒、尾毛为弦，并雕刻马头装于琴柄顶部。一把马头琴制作完成后，要举行特定的仪式：把制作完成的马头琴置于案上，上面盖上哈达。琴师先要揭去马头琴上的哈达，再用黄油涂抹马头琴琴身，最后举起酒杯口诵祝词，希望天神赐予马头琴美妙动人的音色。
在蒙古人一生的重要仪式上，都会有马头琴的影子：小孩周岁去发宴，要演奏马头琴；男女婚礼上，要演奏马头琴；传统丧礼上，也要演奏马头琴。马头琴是蒙古人爱马、敬马的象征，更是蒙古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精神的完美体现。
民间习俗
习俗指一个群体的生活习惯。马对华夏文化的影响，不只存续于历史的叙事里、表现在文化的意象上，也鲜活于日常的习俗中。在传统涉马习俗中，有衣食住行，有传统游艺，也有民间信仰。
衣食住行中的马涉马的衣食住行习俗，在我国各民族的生活中几乎都有，尤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明，裤子就是骑马行为衍生出的文化创造物。2014年5月，中德两国考古专家在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发现了两条3300年前的裤子，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裤子。由此断定，裤子是游牧民族专为骑马而发明的，因为不穿裤子就没有办法骑马。马蹄袖是满族服饰的一种袖子，因形如马蹄，故名，也称“箭袖”。其基本样式是在普通平袖前接续一块半圆形袖头，盖在手背处长，对着手掌处短。男女服饰皆有，平时绾起来，施礼时放下。马蹄袖是满族传统渔猎生活背景下的产物，冬季袖子能罩住手背，既保暖又不影响骑马射箭。随着满汉文化的不断交融，马蹄袖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演变为宽袖样式。
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有喝马奶、食马肉的传统。匈奴人“奶食丰富”，他们将马奶制成酸奶和奶酪，秦汉时期传入中原。马奶酪在《汉书》里被称为“湩酪”。清人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中说马奶“甘凉，功同牛乳，而性凉不腻”。汉族传统认为马肉有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别强调，吃马肉中毒之后，饮芦菔汁、食杏仁可解毒。但在我国新疆哈萨克族人的生活中，熏马肉、熏马肠则是他们最喜爱的食品。牧区的哈萨克族人家一般至少要养3匹马：一匹马用来日常骑行放牧；一匹马用来参加庆典和比赛，如赛马、叼羊等；还有一匹马用来制作“冬肉”，即用来熏制马肉、马肠。把经过精心腌制的马肉和调味灌装好的马肠搭在木架子上用松枝柴烟来熏烤，直至熏干、熏透即告完成。
传统游艺中的马马也是传统游艺的主角。这些涉马的民间游艺，有兴盛于下层社会的，也有只限于特定阶层的。
马技，即“马上技艺”，也称“马戏”“马伎”，是人马配合在马上表演高难度动作的技艺，汉代时便已出现。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就有马戏表演，这也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马戏影像。唐代马戏已能表演“透剑门伎”之类的高难度动作。所谓“透剑门伎”，就是地上插刀山、马越刀山之戏。宋代马戏技艺则更为纯熟。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马戏已能表演引马、开道旗、拖绣球、䄍柳枝、旋风旗、立马、骗马、跳马、倒立等多种技艺。
马社火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社火游艺。表演者画着脸谱、身着戏服、手持道具，骑马列队在锣鼓伴奏下演绎神话和历史故事。表演队伍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装扮成神灵的仪仗队，后面是进行表演的戏剧队。仪仗队所列多为民间信奉的神灵，如探马、春官、刘海、天官、青龙、白虎等。马社火起源于古代社祭活动，后融入戏曲元素形成。作为主要的发源地，陕西省陇县的马社火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
竹马，一指儿童骑乘的有马头造型的竹制玩具，将其置于胯下，来回奔跑穿行，称“骑竹马”；也指一种民间竹马社火，用竹篾扎出马身骨架，用彩绸装饰马的外表，表演古人骑马出征或游春打猎的情景，也称“竹马舞”或“竹马戏”。竹马早见于《后汉书》，书中记载郭伋于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被任命为并州（今山西太原）牧，因受民爱戴，所到之处“老幼相携，逢迎道路”。他到西河美稷巡视时，“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美稷，即美稷城，汉时属西河郡美稷县，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镇北，这里曾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留居之地。唐代出现了竹马舞、竹马戏，宋明时期又与民间社火相融合。
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入门的球类运动，古代称“击鞠”。关于中国马球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没有定论。三国曹植《名都篇》中的诗句“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被认为描写的就是打马球。唐代马球十分盛行，长安城内就辟有马球场，唐玄宗、唐敬宗、唐宣宗、唐僖宗等都是马球高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马球也成为有唐一代的时尚运动。马球一直盛行至元代，还影响到了朝鲜和日本，至清代逐渐湮没。
民间信仰中的马马还是传统信仰的对象。据《周礼》记载，早在周朝就有祭祀与马有关神灵的传统：春祭马祖，“马祖”即天驷星；夏祭先牧，“先牧”即驯马始祖；秋祭马社，“马社”即厩神；冬祭马步，“马步”即马之灾神，祭祀以求消灾。
后世则有马王爷信仰。马王爷，也称“水草马明王”，其像为四臂三目、狰狞可怖，一说其为西汉大臣金日磾。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汉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先任马监，后任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等职，深得汉武帝、汉昭帝赏识，死后被追封为敬侯，陪葬于茂陵。据说，马王爷的生日为农历六月二十三，因此古时马夫、骡马商、农家便于这一天祭祀马王爷，正式祭品是一只全羊。
综上所述，行走在中国历史中的马，在助力华夏文明演进的同时，也完成了其自身形象的文化塑造：其形，“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其性，“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其能，“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时至今日，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演再无昨日盛景，但马的文化影响将永远存续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中。诸如“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等，这些在马身上所体现出的坚定的气概和优秀的品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征，必将世代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