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钧窑盛名在外，但在典籍中出现得却很晚，甚至在《格古要论》中难觅其踪，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诧。《格古要论》成书于元末明初，可谓文玩界集大成者，假若钧窑宋时就有盛名，不可能不记录，所以，钧窑在明朝之前，应该并没有多大的名声。一直到万历年间，张应文才在《清秘藏》中说：“均州窑，红若膚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之釉无论深浅浓淡皆混然一律，元瓷之釉浓处有时或起条文，浅处有时仍见水浪”。在这本书中，柴、汝、官、哥、定，才是真正真的窑口排行榜，钧窑根本不在其列，后世去“柴”添“钩”，已是附会穿凿之事了。

而在文人高濂笔下，钧窑则是“有殊砂红，葱翠青，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作鼻涕涎、猪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渤水微似，但不耐用，俱无足取”（《燕闲清赏笺》）。

高濂不但是戏剧家，还是文玩大家，能诗文，兼通医理，擅养生，且爱好广泛，藏书、赏画、论字、侍香、度曲、论茶等无一不精，此外，高濂还有《遵生八笺》《牡丹花谱》和《兰谱》传世。在高濂的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钧窑那时烧制的多为坐墩、炉、盒、方瓶、罐子等器型， “气质粗厚不佳”，并不被人看好，他还点出了一个要点，那就是“新烧此窑”。

张应文和高濂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之间只相差30多年，对钧窑的记述几乎一致，这也就基本指向了一个事实，即钧瓷至少在明朝万历年之前并不出名，换句话说，钧瓷盛行天下之时，应该是在明末之后了。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钧瓷的历史，钧瓷源头可能是鲁山段店，早至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汝钧是不分家的，钧瓷应该是隐匿于汝瓷的面具之下的，清凉寺可以烧，汝州张公巷也可以烧，缘何神厓不能烧呢？且神厓和郏县黄道毗邻，只隔着一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