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不是男性的独角戏。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女性的身影往往被遮蔽或边缘化。《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种关乎社稷存亡的战争叙事里，女性的存在更是难得一见。然而，《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的木兰，却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向世人展现了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与担当。尽管《木兰诗》中“木兰从军”的故事难以完全用历史的眼光详考，但这种文学书写恰恰折射出隐藏在历史夹缝中的一股无声力量：女性从未缺席于家国叙事，只是被男权视角下的历史书写选择性遗忘了。

商朝的妇好以商王武丁王后之身执掌兵权，屡次率军出征，为商朝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与象征军事统帅权的钺，这表明了至少在商代，女性参与军事是被社会认可的。同时，妇好还在商王朝担任许多部门的重要职务，享有主持祭祀和管理农耕的权力，有独立的封地，以及其他诸多特权。

根据郭沫若的研究，殷墟甲骨卜辞中还有其他女性参战的记录。这说明，在商代，除了妇好这位卓越的女性军事将领之外，还有多位贵族女性曾参与到军事行动中。女性参与军事活动在当时应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故而学界也有人把商朝称作母权制国家。

然而随着殷周革命，礼乐和宗法制度逐渐确立，女性的社会地位随之被逐步纳入“男外女内”的严格分工框架之中。比如，《左传》中有“妇人送迎不出门”“戎事不迩女器”的说辞，《礼记》中也有“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记载。这表明周代礼法对女性的社会活动形成了严格的约束，女性被逐渐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更遑论军事征战。

不过，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礼崩乐坏之际，亦为女性重返战场创造了契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就记载了孙武以宫嫔演练战阵的故事，故事的真实性虽然一直被后世质疑，但史书的记载往往是现实的投影，这种记载至少表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女性参与军事训练的现象是完全存在的。

先秦时期，史籍中散见有关女性参与军事活动的零星记载。例如，《史记·田单列传》述及田单在抵御燕军入侵时，曾令“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又例如，《战国策·中山策》亦记载，在赵国军队抵御秦国的邯郸之战中，平原君等人亦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再例如，《列女传·鲁漆室女》记载，鲁穆公时鲁国时常遭遇进攻，“男子战斗，妇人转输”，女性被编排进军事后勤运输的事务当中。因此，吕思勉先生曾说：“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又指出：“盖兵亦役之一，古役固男女皆与也。”可见，先秦时期女性参与军事并非特例，很可能是社会役制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国家相对稳定，加之汉武帝又将儒学定为官学，儒家礼教逐渐渗透至社会各阶层，女性参加战争的记载比较稀少，但也绝非不见于史册。例如，西汉末年就有琅琊人吕母起义，吕母也是史料记载最早的女性农民起义领袖。又例如，新莽时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曾率众起义。再例如，东汉末年益州刺史赵昂之妻王异，她以节义和多谋著称，协助丈夫抗击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