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金庸从海宁县袁花中心小学高小毕业。小学时期读的书中，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邹韬奋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其主编的《生活周报》。金庸自称本来年轻时想做一个外交官，周游世界。是年秋，金庸考入浙江省立嘉兴初级中学，初一时，喜读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金庸向池田大作谈到巴金时说：“回忆我在中学之时，男女学生读得最普遍的是两位作家，一是巴金，二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含意深远，非我们年轻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

1963年，金庸写下《谈〈彷徨与抉择〉》长文，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我故乡是浙江海宁的一个小镇，叫做袁花，镇上给日本兵烧得一根柱子也没剩下。我的家当然也是烧得干干净净，衣物财产毁了，倒也没有什么，只是数百年祖宗积下来藏书的毁灭，曾使我父亲和哥哥大哭了几场。当时我还不知道书籍的宝贵，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也真应当大哭一场才好。”

在家乡的中学里，金庸觉得“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后来在抗战的离乱岁月里，金庸前后在湘西住了两年，“异国情调”渐渐变成“如歌行板”。

“将军后人”沈从文在十三岁时进了当地举办的预备兵技术班。他在班里学不到什么军事知识，却跟一个名叫“滕师傅”的老教头交上了朋友。滕师傅好像是一个从侠义小说中跑出来的人物，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少年沈从文对滕师傅敬佩异常。在沈从文看来，湘西有种混合着浪漫情绪与宗教意识的游侠精神。他在《湘西·凤凰》中说：“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而金庸在湘西游侠精神的浸润下，记录了过去的民歌，日后又创造了武侠世界里的湘西书写。

金庸在《民歌中的讥刺》中回忆：“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

《飞狐外传》第六章《紫衣女郎》中的“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辣味甚重，胡斐虽不喜辣，但菜肴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描写的是金庸当年入湘的体验。而在《飞狐外传》第十章《七心海棠》中，金庸借王铁匠之口唱起洞庭湖边的情歌：

小妹子待情郎——恩情深，

你莫负了妹子——一段情，

你见了她面时——要待她好，

你不见她面时——天天要十七八遍挂在心！

民歌如酒，而酒也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