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渤海上，一对会游泳的年轻夫妻抱着两岁幼儿，做出了让人心碎的选择：一同沉入大海。七十多年后，档案馆员老杨定下“三步走”计划，誓要在退休前解开这位女烈士牺牲的真相。

一

老杨把双肩包放在身边，书包两侧各有网状小兜，一边掖着蓝色毛巾，另一边放着白色保温水杯。他抻出毛巾，擦着满脸汗水，右手去抓网兜里的保温杯。

我赶紧摆手，到我这儿来你还喝自己水呀，早把茶水给你沏好了，明前茶。

我拽过来一把椅子，坐在老杨对面，中间隔着玻璃茶几。我一边倒茶水，一边打趣道，多大的事，电话里不讲，还要亲自来一趟？

老杨说，求人帮忙，总要有个态度。

我笑道，你就别带“求”字了，怪紧张的。

老杨“嗯嗯”两声，欲言又止。我感觉老杨目光像是拖拽着千斤的重物。

我认识老杨六七年了，听他朋友讲，老杨年轻时身体健硕，保持市直机关运动会短跑冠军纪录很多年。

老杨拿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摊在茶几上。我看了一眼，不大的本子上写满字，还有勾勾画画的痕迹，感觉写那些字时，老杨是急躁的。除了田径场上老杨是个急脾气，平日里始终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我曾逗趣说老杨，你在档案馆工作那可真是人尽其才，太适合了。

老杨左手食指按着太阳穴，右手指着小本子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要分成三步走。

我笑道，“三步走”是咋回事？大步走，小步走，还是碎步走。

老杨没跟我逗，目光犹疑地低下头，看着眼前的茶杯。天气热，茶杯上的热气看不到，但能嗅到绿茶的清香味儿。

屋里一时没了声音，有些尴尬。

我赶紧说，你的事肯定帮，别说三步走，六步走也成呀。

坐在沙发上的老杨，身子原本是前倾姿态，这会儿才把后背靠在沙发上，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退休前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完。

老杨在说“一定”两个字时，运足了力气，像是在跟谁较劲。

我说，你就直说吧，到底咋回事？

二

虽说有导航指路，老杨还是把车子开过路口，我坐在副驾，余光感觉他有点走神儿。越野车在前面路口掉头，又重新开回来。顺着指示牌的指引，下到一条新修过的柏油路。路不宽，倒是能与对面来车轻松错开。小路两旁是十多米高的杨树，巨伞形状的树冠已经形成凉棚，绿阴遮蔽住了小路。目光穿过杨树，后面是大片荒地，不知名的野花把荒地上的沟沟坎坎全给遮住了，看上去仿佛一马平川的大草原。

车子向前驶了一段儿，右边有个拐口，继续下去，很快看到牌楼式烈士陵园的大门。大门上方的黑色字体，显示这是一座区级的烈士陵园。

这是老杨“三步走”的“第一步”。

老杨肯定跟陵园管理处提前联系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裙子的中年女性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老杨降下玻璃窗，伸出手，也礼貌地挥了挥，随后小声对我说，讲解员，姓白，特别热情。

老杨把车子停好熄火，中年女子迎上来，自我介绍叫“白玉珍”，随后领着我俩进了办公室。

老杨与白玉珍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从他们对话中听出来，老杨和讲解员白玉珍通过好几次电话了。看来老杨跟我说的“三步走”，是他早有预谋的一件事，而且非常谨慎小心。

白玉珍想要给我们沏茶水，老杨连忙摆手，不喝水，办正事。白玉珍笑着说，那好，跟我走。

走过安静的走廊，穿过带有雕塑的大厅，推开白底黑字“第二展览室”的侧门：一间两百多平方米的展览室。四面墙壁上布满黑白色的展牌，有照片有文字；展牌下面是玻璃展柜，里面是各种实物。

白玉珍领着我们径直走到一个角落，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健烈士。

我和老杨站在展板前。有三张翻拍照片，两张是孙健单人照，一张是“全家福”。照片下面是简单的文字介绍。

我细看，老杨则用手机拍下照片和文字。

额头前面留着“齐眉碎”的单人照，是孙健刚到延安时的照片，目光带着青春的激情还有对未来的向往。另一张单人照，齐耳短发，但额前没有了“齐眉碎”，头发直直地分开，露出宽宽的额头。她穿着背带裤，白色粗布尖领子衬衣，面容严肃，从服装和眼神来看，已经在延安生活一段时间。最后那张“全家福”，也是在延安拍摄的。孙健抱着儿子，坐在一张高腿木椅子上，那张椅子笨拙、粗糙，透露着延安艰苦生活的气息。儿子坐在她膝盖上，双手向前扑着，似乎要抓住什么，儿子圆圆的眼睛，不眨眼地看着前方。孙健的丈夫老樊站在身边，身材瘦弱，但目光严肃、坚定。

老杨跟白玉珍讲，他还见过孙健另外的照片。孙健的发型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乡村女子的发型，没有任何修饰，发梢直接垂到脖颈之处。

白玉珍说，能不能把您掌握的照片给我们翻拍一下？

可以呀，老杨说完，又问道，这展板上的照片来自哪里？

从区里的“史志办”翻拍来的。白玉珍说，您手上的照片，又是从哪儿找到的？

老杨“嗯唔”了一声，没回答。我悄悄看了一眼老杨，他似乎若有所思。白玉珍也没再问。

老杨说，我前段时间翻阅资料，发现孙健烈士名字有两个。一个是“健”字，另一个是“建”，我这次来陵园就是想核对一下，到底哪个字正确。

白玉珍手指展板，说，旁边有“单立人”的“健”。

老杨问，这么肯定？

白玉珍说，孙健烈士现在还有亲属，清明节还会来陵园祭奠，假如名字有错误，亲属应该指出来了。我们陵园也有过多方核对，肯定是“健”字。

老杨补充说，当年到延安的青年，好多人都改过名字。

白玉珍说，您放心，不会错，是有“单立人”的“健”。

老杨点点头。

这时白玉珍的手机响了，她接听，“哦”了两下，转过头对老杨说，您先看着，我去趟办公室，一会儿就回来。

老杨客气道，没关系没关系，您先忙着。

白玉珍说着“不好意思”，又朝我点点头，快步走了。

展览室只有老杨和我，继续扬着头，看展板上的文字介绍。过了一会儿，我瞅见老杨不住地眨眼睛，脑袋也在不住地转动。少顷，问我，展板上的文字介绍，你看出问题没有？

我有点恍惚，摇摇头。

老杨说，展板上这句话值得深入研究。说着，扬起手，指给我看。

我凑前细看，展板上的那句话是这样的：1946年受党重托，孙健携密件同丈夫和刚满两岁的孩子赴大连。途中，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的军舰追上她乘坐的商船，并发出“捉住孙健”的狂叫……

老杨说，这句话中，“重托”两个字值得关注，为何不是我们熟悉的“上级派出”或是“组织安排”？

我反问道，怎么回事？

老杨好像在梳理思路，说，孙健和她丈夫老樊是中共党员，任务又是组织安排的行动，为何会是“重托”？还有“捉住孙健”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当时船上只有孙健一家三口，敌人目标非常明确，才会如此狂叫，那么船上还有没有其他战友同行？

老杨果然厉害，展板上面的解说，我没看出任何端倪。看来老杨真是下了功夫。

老杨自语道，孙健一家三口人牺牲了，假如还有其他人同行，那些人在船上的情况又是怎样？还有，孙健一家三口人跳海牺牲过程，最后是怎样认定的？

老杨一连串发问，把我给问蒙了，我是完全回答不了。随后，老杨像是说给我，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喃喃道，最后一个细节，孙健牺牲时间不准确。有资料说是1947年2月，这里标明的是1946年冬季从延安出发执行任务、最后牺牲在渤海上，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牺牲时间。从出发到牺牲，这段时间有多长？

这时，白玉珍回来了，连说“不好意思”。老杨摆手道，没关系的，打扰你了。

我在旁边听着老杨和白玉珍对话，这才清楚老杨来陵园的目的，他要厘清两件事：一个是烈士名字准确写法，因为之前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烈士名字有两种写法，一个是“孙健”，还有一个是“孙建”；另一件事，尽最大可能收集烈士事迹介绍，因为烈士生前机要员的特殊身份，如今能够见到的相关资料非常少。

告别讲解员白玉珍，我和老杨离开烈士陵园。路上，老杨跟我说下周要陪他去孙家庄。

我说，答应你了，肯定陪你去。

老杨笑道，反正你也退休了，在家也没事。是吧？

我说，你现在变得啰唆了。

都说人的脾气一辈子不会变，其实会变的。老杨说，有的人，年轻时候不爱说话，到老了，就会变成话痨。反过来呢，年轻时候爱说话，到老了，会变得沉默。

我说，有道理。

这时，老杨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向前蹿了一下。

老杨说，河北省，不远。下周六去。

我说，去河北，是你的“第二步走”，对吧？

老杨说，是呀。

三

和老杨从烈士陵园回来的转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杨单位同事老马打来的。两年多没跟老马联系了，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一时有些诧异。简单寒暄几句过后，我问老马有啥事？老马问我最近跟老杨在一起是吗？我说是呀，出什么事了？老马说没事没事，就是随便问问，接着又说起别的事。我放下电话后，感觉不对劲儿。

我退休前在一家名人纪念馆上班，与老杨供职的区档案馆有业务联系，我以前经常去找老杨，跟档案馆好多人都熟悉，跟老马就是这么认识的。老马比老杨大三岁。老杨刚进档案馆工作时，在接收征集科，老马还以师傅身份带过老杨一段时间。后来老马去了保管保护科，两人结束了师徒关系。

我心里放不下事，第二天还是把电话给老马打回去。我说老马呀，你有事吧？老马说，咳，不是什么大事。我说，这样吧，我找你去，离着不远，开车一会儿就到了。老马顿了顿，好吧，你来吧。

多年没见，老马瘦了，一问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老马拉我坐下来，又问我身体情况。见到熟悉的人，老马有些兴奋，聊了好一会儿其他事，我也不好打断他，过了好一会，我才把话题扯到正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