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对声音的描绘往往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的琵琶声，至今仍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不过，除了这些美妙的文学描述，古人在对声音物理性质的探究方面，也留下了大量具有实证色彩的珍贵资料。清代康熙帝在其科学笔记《康熙几暇格物编》中，便以“同声相应”为题，记录了他对“共振”这一古老物理现象的系统性研究与深刻见解。

康熙帝的共振研究：从“怪异”到“至理”

共振是一个古人早已观察到并记载在古籍中的声学现象。然而，在康熙帝看来，历代的记载往往充满了两种极端：“志籍所载，或惊为怪异，或疑其虚无。”意思就是古人或者将其视为不可思议的奇闻怪谈，或者干脆怀疑其真实性。康熙帝认为，这不仅是因为记录者本身“皆耳食者”（道听途说），也“因前人之说过于高远也”，即古人的解释往往过于玄妙，不接地气。

为了正本清源，康熙帝首先从一个最基础、可重复的实验入手，来阐明共振现象的本质。他在笔记中写道：“取琴瑟之类，置二器均调一律，鼓此器一弦，则彼器虚弦必应。推之八音之属，皆然。”

这段文字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经典的共鸣场景。康熙帝指出，取两件琴、瑟一类的弦乐器，将它们的音高调校得完全一致，此时如果弹奏其中一件乐器上的某一根弦，那么另一件乐器上与之音高相同的、未被触碰的弦，也必然会随之振动。他进一步将这个结论推广到“八音”—古代以金（钟）、石（磬）、丝（琴瑟）、竹（管）、匏（笙）、土（埙）、革（鼓）、木（柷敔）八种材质划分的乐器体系，认为这种“同声相应”的规律是普遍存在的。

在确立了这个基本物理事实后，康熙帝继而回溯历史，试图贯通不同朝代之间的认知。他引用了《庄子·徐无鬼》中记载的一则实验：西周时期，鲁国巧匠鲁遽将两张调好音的瑟，一张置于堂上，一张置于室内，当弹奏堂上瑟的“宫”音弦时，室内瑟的“宫”音弦也随之振动，“角”音弦亦如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这个在2000多年前的记载，验证了道家万物互感的玄思；而康熙帝则认为，这只是遵循“音律和矣”这一核心原则，将共振现象从玄妙的“道”，拉回到了可理解的物理世界。他认为，这背后存在“以阳召阳，以阴召阴”的传统思辨，更是一种理论化世界观的必然结果。

考证奇闻：池底的铁片与自鸣的风铎

为了进一步论证“同声相应”的普适性，康熙帝还引用了两则流传甚广的唐代奇闻轶事，并试图用他的理论去破解其中的“怪异”之处。这两则故事，如同古代的“科学探案”，让人们对探究“同声相应”的原理产生出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