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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乡村的路上，老大带着我们去看亲戚拥有的鹿场。村里没有他不熟悉的人家。有做电缆的，大大的轱辘，人们用近乎笨拙的传统方式往上面缠绕着电缆，像三十年前小作坊的工作。有种地的，高大的红色收割机就停靠在不远处，目前还在休息，再过一个月，就要靠它收获大片的玉米，而此刻，它是休眠的巨兽，车轮几乎近人高，带点令外人害怕的气息。村里的人们，全是这一百多年来的定居者，大家都学会了在这片土地生活，不指望外界能带来什么神奇的变化。老大反复说，好日子啊，现在就是好日子。

说的是现在的农业政策，无人干涉他们的生活，似乎也无人过多地关心，是有种“上古之民”的安定感。东北人都有种硬挣的气息，就靠家家户户周围绵延的土地，以及不远处的群山，就能把自己安顿好。

是初秋，已有落叶飘零，在江南人民的眼中，到底是北方苦寒之地。也确实，这里离开传说的发配犯人的宁古塔并不算特别遥远，尽管后来反复有学者论证过，实际上，宁古塔并非蛮荒之地，反而“颇有华风”，被流放者过得并不那么艰苦。他们属于士绅阶层，有比较充足的财产安顿自己的生活，除了对付酷寒这一天敌，他们没有什么敌对者，食物供给充足，民风也是淳朴厚道，汉族的被流放者还组成了各种诗社，享受着北国风光带来的新鲜刺激。单就花草一项，“此地甚至盛开玫瑰，芍药，菖蒲，慈菇，百合，萱草，石竹，山丹，茭白”之类，其中白芍药是本地喜欢的吃食，用面裹上，油炸后吃，“有种清脆感”。可想而知，这些野生野长的花草，对流放官员的慰藉，是惊奇，也是喜悦。

当地的贫苦旗人很多还被他们雇佣，充当下人，完全属于颠覆性的社会关系。以至于很多人在遇到赦免离开的时候，都留下了缅怀的诗篇，文学评论家赵园有过专门的论述，当时看就觉得有趣，远不是清宫连续剧里“发配宁古塔”那么杀气腾腾。当然不能就此证实清代统治者多么仁慈，但东北大约是养人的，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荒凉愁苦。想起来舅舅家的老大门口种下的各种盛开的一人多高的蜀葵和一丛丛的大丽花，在他们的生活里，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细节。我不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也不了解他们的辛酸和放浪，我只是看了看他们的居所，聊聊天，微弱的血缘关系让我们彼此不设防，瞬间就相认了。但事实上，我只是过客，遥远的、城市的过客——他们反而安定在这里。我在写一个家族漫长挣扎的故事，显得波涛汹涌，世事艰难，很有可能只是我的感受。留在乡村的人们，获得了一种空前的宁静感，他们不需要像我一样东奔西跑，寻找生命的某些蛛丝马迹的真相。他们的真相就在这里，就在土地上，就在蓝色房子前面的蜀葵和后面池塘的野草上。我的二舅在去世后，也靠这些亲戚们的关系，在村里找了块宽敞的坟地，他就此安眠在这里，将来，我的表哥们，还有表哥的孩子们，也将安眠在这里。

早秋的叶子被踩在脚下，陷进地里，成为了土地的养分，微臭，加上随风飘来的远处鹿群身上的腥臭味，不怎么收拾的各家厨房散发出来的饭菜味，还有东北乡下特有的腌渍酸菜的大缸散落在房屋前后持续发出的气息，组合起来，我知道，这是东北农村基本的味道。类似的味道在各地乡村大概都存在，只有在城市里，这些落叶才是被反复清扫的，任何动物都是被严密管理的，包括人，也是动物之一，不可能随地排泄。乡村生活在城里人看来是如此的简陋窘迫和肮脏，可是等到人类真正面临窘境的时候，比如大洪水，比如战争与灾难，比如人工智能的造反，很可能我们又会逃回到乡村，就像美国那些描写未来世界的灾难片的结尾一样，几个精疲力竭的幸存者走向有人把守的村落，远处有金色的光。

但我也知道，此时此刻，这里的乡村还是被放弃的领地，我们并不要在这里居住和生存。大约我不能接受这里的重复，同样的生活，同样的日子，每个人都天经地义地生活着。吃饭的时候，我对面坐着老大的儿子和媳妇。儿子黑黑的，沉在土地上的人，不怎么说话，也许是我辈分大，如果说话，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他，要叫我“小叔”，所以更加沉默了。胖胖的儿媳妇努力给我搛山里新鲜的蕨菜，是她去摘来的。附近缓缓的山坡，给乡村生活的人提供了大量的野菜野果，蕨菜、山蘑菇、榛子松子之类，属于乡下女性日常的劳作。鲜蕨菜是我母亲离开家乡后就难得一尝的异味，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好吃，也就是一种平凡的滋味，在回忆里却充满光彩。

她们在表达自己的疏朗的热忱，“实在亲戚”的话语又被提了出来。我在想，如果不是东北“土改”后，我母亲的奶奶闹着要回到关里老家，姥爷是不是一定会离开磐石，离开这些实在的亲戚们，离开东北的“实在”的土地，抛下他的从小带大的二儿子一家，以及三儿子的墓地？

是的，上了伪满洲国“新京帝国医科大学”的三舅舅很早就去世了，埋葬在家族的墓地里，只不过，他还没有二舅留下的痕迹多。现在这片土地上，早就找不到他的坟墓的影子——谁还能找到一个八十多年前的坟墓遗迹？哪怕当时举办过隆重的葬礼，“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更何况，这片墓地在“土改”后早就不属于我们了。

姥爷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已经买好了家族墓地，足有近百亩，当然有东北地广人稀，地价便宜的缘故，也是“土改”中他受到冲击，差点被打成地主的一大原因。之所以选择这么辽阔的土地，还是打算将来全家都埋葬在这里，属于家族墓地——他做了世代安居于此的打算，甚至安排了专门的守墓人。我母亲还记得那人的长相和姓名，他叫马化良，黑红脸的矮个子，是磐石县的孤儿，得了癫痫，被姥爷收留，治疗得差不多之后，自己独立生活，被安排在墓地上守墓。墓地里搭建了房子供他居住，墓地上种满了瓜果野菜，夏天丰收的时候，他会赶车到城里送来一点时鲜。

母亲的舅舅家就近也会给他送吃食，他和我姥姥赞美舅家送的那个大鹅，咳，三天都吃不完——笨拙地，诚恳地，巴结地。

姥爷似乎沉迷于古老的道德系统，立下誓言般向我姥姥宣布，如果他的母亲去世，他要在这里结庐守孝三年。我姥姥说，那家里可就过不下去了，可不能这么做——这属于他俩心情愉快时的闲聊，带点胡扯的意思。在那个时代，姥爷着力做一个道德楷模，姥姥则把他拉回到现实中。姥爷其实也没有机会这样做，他的母亲在“土改”之后哭闹绝食，要回到关里老家，坚决不在东北待下去，最后她也没有死在东北。

我妈还记得那时候家里的狼狈场景，“土改”之后家徒四壁，几个人共一床棉被，姥姥安抚全家，和她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妈说，你把衣服脱下来别放旁边，盖在身上，暖和一点。可见家里已经贫寒到什么地步。姥爷的母亲多年养尊处优，觉得这样的灾难无法忍受，她要回到关里老家，和她另外的儿孙们生活在一起。每天早上起床，我的姥姥按照规矩，要给她梳头穿衣，现在她头不梳，也不吃饭，披头散发地哭闹，每天骂我姥姥。我妈就记得她总是戳我姥姥的额头，骂她，你这个“碍家的老婆”。可想而知，在家里遭受巨大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我姥姥还要应付这个骄横的婆婆，是多么绝望。不太清楚姥姥那一段是怎么过来的。我目瞪口呆，本来的叙事传统里，家族的长辈一定会与子女们共渡难关，尤其是睿智的老祖母。可是姥爷的母亲毫无这样的意识，完全呈现另外一面，“要死也要死到关里老家。”

我妈有时候发脾气，无缘无故地，我突然醒悟地嘲弄她，哦，是河北老家女性的基因。

幸亏姥爷的药店保住了，他继续给人看病，病人并不因为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减少，似乎还更多了。甚至“伪满洲国”时期姥爷给人治病的故事又开始在县城流传，某个衣着鲜亮的小媳妇说有点轻微的不舒服，结果姥爷把脉后说你不用看了，你这个病好不了了。病人破口大骂，叽里呱啦说个不停，也是年轻漂亮，引得众人围观，姥爷也不吭声。那个小媳妇回家半个月就躺倒，没有几天就去世了。像是清代笔记里的故事，又像是某种地方文人的记载，留在本地名人录里，属于最好的名医广告，薄薄的一本，印刷也不怎么样，有的甚至用简陋的牛皮纸做封面，一直到上世纪还广泛存在，有时候我去县城采访，还能被塞一本这类本地宣传部门编辑的小书。其实不太能确定真伪，大抵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只不过在中医越来越温和的今天，这种传奇消失了，哪里还有中医直截了当地和病人说，您这个是死脉，倒有点像《聊斋志异》里的游方道人。

姥爷也确实做过游方医生，他的江湖感一定留在自己的身上，但这样的时候不太会传播这种故事，是给自己找麻烦，应该是真实的经历。不过也许是铤而走险之下的传播？家庭经济情况恶化，急需有笔钱来养家糊口，他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很快夸张的事情出现了，姥爷不再谨慎做人。我妈记得她的父亲成为了县城一景，每天看完一堆病人回家的时候，“王大架子”都在手里托举着一叠钱，是当天的诊疗费。病人多，收得也多，真是厚厚一叠子，举得高高的。姥爷昂然走动，招摇过市，表示“土改”中被分走的浮财他并不看重，王大夫有的是本事，还能东山再起。他是个多么好面子的人啊，一定要努力告诉那些看得起他或者看不起他的人，说他还行，还在支撑着这个庞大家族，还在为子女们付着高昂的学费。

此时他应该已近六十，一个天真的年轻人的举动，完全不符合儒家修养，老人变得轻浮而骄傲，金钱带给他力量。姥姥批评他，你这是给家里招祸事呢。

离开，并不是既定的路线，还是出于偶然，一九四七年“土改”之后，在新社会体系里，很快都正常下来，政府管理走上正轨，土匪正在被清剿，农民们获得了土地，新社会的大旗招展，各行各业开始安居乐业，而我的姥爷一家人，也并没有离开的打算。他照旧做着磐石县城的医生，手艺还在，收益也还在。这是一个崭新的年代，每个人都迎来了命运的变革，没有人知道，接下来的时代会是怎么样。事实上，一股深层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已经在缓缓进行，没有人可以按既定轨道安排自己的命运。

不是姥爷母亲日常的大哭大闹，大概姥爷一家在东北就打算继续留下去了。在自己母亲的催逼下，他卖掉了他在沈阳一家工厂的股份，凑了几千块现金，在关里的老家玉田县，买了一个有着巨大木梁的宅院，引得村里人艳羡不已。年少出走时想做的事情，终于在莫名窘迫危机四伏的处境下得以完成。院子里有四十多棵树，桑树，花椒树，还有巨大的白杨树，家门口则是一排排的桃树，每到春天，开出粉红色的娇柔的花朵，关里老家还是旧日景象。

东北“土改”发生在一九四七年，远早于关里老家，此时的华北尚未土地改革，住房属于私人所有，姥爷把自己的母亲安置回关里老家，也是做了长远盘算的。可这种盘算哪里能够长久？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个人身上的变动，几乎永远是两个世界的事情，永不相交，都没有确定的计划，可是我们妄想，我们能计划自己的将来。

姥爷的母亲在她九十多岁的时候，死在了河北玉田。她身体好，一直到九十岁还能吃能喝，牙都没有掉，据说是被大炼钢铁的那种热闹气氛吓坏了，以为又来一次“土改”，连续几天不吃饭走掉的。死前，已在北京行医的姥爷匆匆赶回来，门帘一掀开，下面拴着的木条打在门框上的时候，他的母亲闭上了眼睛。知道是自己心爱的长子回来了，应该也是安心的。社会大变动的年代，老人的离去是理所当然的，整个环境都变了，老人是依附在稳定结构上的无能者，当结构松动，他们就像墙壁上粉刷的石灰碎片一样，扑簌簌地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