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下镇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西北约三里处的古运河畔，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重要聚居地，迄今仍然保留着当时的古镇风韵。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推行“纳银中盐”制度，规定商人只需在盐运司所在地缴纳银两就可获得盐引，无需再赴边境屯垦。因此，原在两淮及西北垦区经营盐业的商人纷纷南迁，聚集于河下一带。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的关厢（城门外的大街），又是淮北盐运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定居于此。

在迁居淮安河下的徽商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程氏。河下程氏盐商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人名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 功） 字店、班宇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至今河下仍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地名，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

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是极具地域色彩的商人团体。例如，歙县人程朝聘迁居淮北安东，其子程增“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案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又比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这种济急周乏之举，反映出徽商重视乡谊、团结互助的传统。

徽商还积极结交官府要人，无论是朝中大臣、过往名士，还是地方官员，皆与之往来密切，不少徽商甚至成了权贵们的入幕之宾。他们殚精竭虑地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为保障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同时，徽商的资本甚至有一部分来自官僚，例如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他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处“代为营运”。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亦各收存二万两。

除了结交官僚外，徽商也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这些活动就是由盐商组织策划的。当康熙行至乌纱河，又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盐场彩亭七座迎接”；随后康熙在淮安“进宴演戏，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程维高就是上文提到的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还御书“旌劳”二字以赐之。

据山阳文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年间至清乾嘉时期，河下共建有园林65 处，多为盐商所筑，尤其是程氏一族最多，独占24 处。这些园林成为江淮一带的名胜，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前来，他们与当地盐商一起揽胜访古、文酒聚会、切磋学问、收藏古籍。盐商通过与文人交流，文化素养显著提升，一时文风鼎盛。在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河下姜桥、中街等处，均建有文昌楼，二帝阁内供奉有文、武二帝及魁星。康熙年间，徽商还集资在竹巷建造魁星楼，寓意“文光四射”，希望冥冥苍天福佑徽商子弟“弦诵鼓歌、科第骈集”。河下徽商的确也不负众望，明清两代皆科甲蝉连，文人辈出。

然而，嘉道以来，淮北盐务日趋衰落，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制度。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每引盐成本多达十余项，以致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盐）不敌私（盐）”。

道光十二年，淮北盐务疲弊已极，陶澍上疏改行票盐，而这次改革，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大。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便有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探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即指河下。改行票盐后不及十年，河下就呈现“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的景象，乾嘉年间文人雅集、吟咏唱和的盛况，亦成了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