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秦朔和往年一样，走访全球多地，带回来自一线的真实体感与冷静思考。他把2025年的调研概括为三条主线：出海、新质生产力和新消费。我们和秦朔的对话便据此展开。

对于当下大热的“出海潮”，秦朔没有盲目乐观。他表示，中国企业具备对全产业链“降维打击”的强大能力，但要真正做到“落下来、融进去、有回报”，难度不小。一面是发达经济体的层层设限，一面是动荡不安的新兴市场，一位上海的工厂老板甚至和他说，自己去巴基斯坦考察投资环境时，全程被当地部队持枪护卫。

出海的背面实则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不仅中低端产能过剩，先进产能也过剩。但秦朔并不悲观，他强调，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仍是独一无二的，“产业升级向前走了一大步”，接下来要和服务业平衡发展。

顺着产业观察，他把视野推至更高。他认为，中国经济正从过去依赖基建、房地产、间接融资驱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时代，迈向以技术创新和直接融资为核心的“生产性创新”时代。过去靠胆大、加杠杆赚“容易钱”的高速增长结束了，接下来会是一个更长周期、更强调韧性的阶段，但会涌现很多结构性的亮点，带给我们更多的希望。

作为见证了数十年中国变迁的媒体人，秦朔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老派”。他说，人应当相信一些东西，而他从几十年来对中国商业文明的观察中，收获了对一代代创业者不断“进化”、构建中国未来的信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年轻人如果能认清国家正在经历的重大历史性变迁，以及中国经济基本逻辑的变化，从变化里寻找到新机会的潜力是无限的。

以下是《第一财经》杂志与秦朔的对话。

Yi：YiMagazine

Q：秦朔

出海企业“落下来、融进去、有回报”的难度很大

Yi：2025年你去了哪些地方调研？

Q：主要是三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出海。1月去了美国的CES，之后去了古巴、哥斯达黎加；春节前还去了印尼的纬达贝（Weda Bay），那里有很多中国企业的镍铁矿园区；2月底到3月初参加了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还去了土耳其；6月去了越南、新加坡；9月去了墨西哥；另外，也去了日本。国内的行程是两条主线。一条是围绕“新质生产力”，先后去了深圳、宁波、东莞、广州、上海、北京、苏州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重点关注生物制药、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另一条主线是在内地的考察，比如山西去了两次，长治和临汾，2024年《黑神话：悟空》带动当地文旅发展，属于现象级的文旅案例；还有河南，既有蜜雪冰城、泡泡玛特、胖东来这类从内地成长起来的消费品和服务品牌，也有开封清明上河园、万岁山这样有文化特色的热门景区；还去了河北，等等。

Yi：出海的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它们一般都是哪些行业的？

Q：对，制造业还是比较多。像家用电器领域，包括黑电、白电这类大家电，还有3C产品，手机、PC、服务器等等。有新能源车，比如在越南时，我就和雅迪交流过，走到很多地方也能看到比亚迪的身影。还有光伏，在保加利亚的时候，我当时在一个很小的村庄停留，在村里加油，无意间看到了光伏板。我过去一看，上面的品牌标识显示是中国的晶澳。这些都属于“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范畴。一些供应链企业也在跟着出海，比如在墨西哥，我就看到了联想的配套企业光大同创，这是一家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做新材料 的。

Yi：产能过剩还是挺严重的。

Q：说实话，现在的产能过剩和以往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样。以前提到过剩，往往觉得是中低端产能，但现在即便是先进产能，也可能出现过剩情况。这些先进产能的竞争力、性价比其实都已经很高了，问题在于供给量太大，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就像中国的光伏产业，2025年主要的6家上市公司亏损非常严重，上半年亏损总额差不多达到30 0亿 元。

202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9221.6亿美元，2025年肯定能超过1万亿美元，毕竟前9个月就已经达到8751亿美元。这么大的产能体量，如果只是简单地通过出口销往海外，全球市场根本承接不住。所以，企业必须主动出海，更准确地说，是要推进产能的本地化，比如实现“Made in Vietnam”“Madein MeXico”。这样一来，还能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和经济价值，也会受到当地的欢迎。

另外，近一两年中国跨境电商的规模增长得非常快，但在全球范围内也遇到了不少挑战。一是，美国全面取消了800美元以下跨境包裹免税政策；二是，跨境电商极大地便利了目的地国的消费者，但对当地的本土产业是打压，而且跨境电商在当地的纳税额很少，甚至有些没有交税，这就导致当地的政客、行业协会以及工人等群体产生了强烈不满。所以，即便是跨境电商领域，也需要加强本地化布局。像SHEIN这样既是平台又拥有自有品牌的企业，也在推进本地化。比如它承诺到2027年在巴西市场基本采用本地供应链，毕竟巴西本身有棉花资源和工厂。

Yi：如果企业想在今天出海，可能会踩什么“坑”？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Q：现在中国企业的出海，早就不是那种“开餐馆、开超市”式的缝隙经济了—靠勤劳捕捉零散机会、在海外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现在的出海本质是“强能力”的出海，背后是产业综合实力的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武器库”空前壮大，从基建（包括数字新基建）到数字经济（物流、各类App、数字娱乐等），再到与“新三样”相关的产品，几乎能满足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从战略层面看，这种全产业链能力带来了降维打击的机遇，但背后的问题也很多，甚至越来越多。

先看发达经济体的限制。欧美等国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技术审查越来越严，以“国家安全”为由设置各类壁垒。哪怕是试图通过转口贸易进入美国市场，也容易被穿透监管。对于中国在敏感产业的投资，他们更是层层设限。

再看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境。这些国家往往欢迎中国投资，但自身存在大量不稳定因素。一是政局与执行层面的问题，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战乱频发，而且政府执行力很弱，比如即便签订了协议，也可能因为土地私有制导致拆迁受阻，项目也许两三年都无法落地。二是合规与运营风险，比如环保审查，动不动找你麻烦。三是资金与偿债能力问题，不少海外的基建项目资金是中国提供的，比如雅万高铁约70亿美元的投资中，75%都是中国国开行给的钱，但因为当地缺乏和高铁配套的设施，高铁修好了，很多人却不坐，运营收入连利息都还不上。类似的，像古巴，即便它有国家担保的还款承诺，但因自身经济实力不足，很难兑现。

另外，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差异巨大，治理能力和法治水平也参差不齐。比如巴西被称为“万税之国”，它每个州的税收政策都不一样，光一个税就能“搞死”人。前两天我碰到上海一位做袜子出口的企业家，他说去巴基斯坦考察投资环境时，政府派了6个部队里的人保护他，他们带着机枪，一站一站地送他去看投资环境。但是反政府武装非常猖獗，他要约见的华人就临时失联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出海能力是很强的，但是能不能在那里真正地落下来、融进去，而且还要能够有回报，挑战其实很大。

Yi：东南亚好一点？

Q：东南亚目前是中国企业出海投资最集中、占比最高的区域，也是当前综合条件相对更优的选择。东南亚多数国家整体局势相对稳定，没有大规模的混乱局面，基本上都在发展经济。而且东盟整体上经济活力比较足，人口也比较多。另外，东南亚和中国在地缘上相邻，文化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再加上历史上华侨群体在当地的长期深耕与影响，这些因素都为中国企业落地、融入当地市场降低了不少门槛。

Yi：有观点认为现在的越南是曾经的中国，你去过越南，认同这个说法吗？

Q：走了这么多国家后，从我的实际体感来看，越南比较像中国二三十年以前，大概2000年代初那个阶段的状态。越南人总体敬业、勤劳，相比其他国家更适合发展制造业，而且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渴望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再加上越南离中国近，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主要就是学习中国，他们很多招商政策都把中国考虑进去了。所以，越南的发展潜力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