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寻求新动力的关键转型期。当“投资于物”这一传统增长引擎开始面临回报递减的压力、部分行业陷入无休止的内卷，新的增长动力究竟在哪里？

作为长期专注于城市、区域、劳动领域的学者，陆铭教授认为202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投资于人”的概念，到了9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继续释放出这种转变的信号，这在他看来意味着政府在认真思考产业结构的转型。

他指出，随着中国人均GDP即将跨越1.4万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社会需求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生活服务的需求和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点：城市在这一转型中的独特作用。陆铭强调，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它的生产和消费通常要在同一时空内完成—你必须亲自去理发店理发，亲自去场馆看球赛。这种特性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人口的密度、规模和流量。

然而，现实的阻碍在于，我们的很多制度和观念还停留在“投资于物”时期。在谈及当下经济形势时，陆铭给出了一个关键词：结构性分化。一边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价格内卷；另一边是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供给不足。基于此，他开出的“药方”非常明确：制造业要做减法，压缩过剩产能，停止恶性价格战；服务业要做加法，加大对人的投资。后者不仅是指提供更多配套设施，更包括优化假期、减少不合理加班等，让老百姓有时间去消 费。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有关陆铭建议多放假的演讲切片在社交网络上流传，引发了热议。一位四川的网友问：“这个是AI弄出来的视频吗？”一位浙江的网友回复：“差不多，反正不可能实现的。”陆铭对我们说，他也注意到了这些声音。但他认为，这恰恰说明社会更需要增进共识。

以下是《第一财经》杂志与陆铭的对话。

Yi：YiMagazine

L：陆铭

投资于人

Yi：在你的研究领域，过去这一年最令你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什么？为什么？

L：只说一件的话，那就是2025年9月九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的意见（注：指《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这件事情标志着，中国官方层面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城市在发展生活服务业过程中会起到积极作用。

为什么要提城市在这其中的作用呢？这要回到我的研究领域：城市、区域和劳动。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投资于人”的概念。和原来的“投资于物”相比，“投资于人”更注重人的发展、人的需求。实际上，这里面大量涉及的是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幼托、文化体育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在空间上就依赖城市这一载体。

当中国人均GDP水平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以后，对物质的需求，总体来讲，增速会放缓。但对服务的需求，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消费和需求侧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拉动力。原来，大量的投资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住房这些领域，接下来可能很多的投资就要投在以人的需求为中心的领域。服务业跟制造业最大的差别是，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大多数是需要在同一个时空内去完成生产和消费的。这就使得服务业的发展特别依赖人口的密度、规模和流量。也恰恰因为这一原因，城市比农村更适应于服务业的发展，大城市又比小城市更适应于服务业的发展。虽然说这件事情是九部委联合发文来促进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但它的来龙去脉关联了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7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Yi ：“投资于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转向。但地方财政压力不小，而且存在路径依赖，你怎么解读这一战略可能的落地路径？以及，这是否为你呼吁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有力的顶层支持？

L ：短期来讲，如果进一步加大“投资于人”，的确会面临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比较大的问题。但这里面有好几个细节需要进一步讨论，看看是否有些压力也可以转化为动力。

首先，地方政府每一年可动用的财政收入中，本来就有一些是要用于投资的，只是这些投资需要更有效地面对实际需求，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回报。从结构角度来讲，当前政府，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已经在“物”的方面投资了很多，比如基础设施、工业园、新城建设。但由于人口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有些“物”的投资就没有可持续的回报。因此，如果将财政资金投入到与人的实际需求有关的方面，其实可以改善民生，同时又能获得持久的回报。只是这种回报，第一，它比较长期，短期看不到成效；第二，它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不一定发生在本地。这恰恰就需要地方政府转变政绩观，不能只注重于本地GDP的短期增长，而是要关注整个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和追求，改变投资方向。

其次，从融资手段角度来讲，我认为当前的城镇化进程和人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产生的需求，已经出现了空间错配的问题：在人口流入比较多的地方，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包括公租房、廉租房也要加大建设；但在人口流出的地方，出现了一些资源的闲置，包括住房库存。因此，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我认为就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城镇化专项债—只要这个借债是基于实际需求，未来是以经济增长作为还债潜力的—可以弥补当前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

再次，就是民间投资。中央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有些领域要向民间投资开放。实际上，像住宅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相关设施的投资等，完全可以更多地向民间资本开放，来缓解公共资金不足的问题。

最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如果地方政府觉得回报不在本地，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它就会缺乏投资的积极性，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空间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教育。这就需要中央和地方切换在相关财政投入上所承担的责任的比重，更多地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说得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本身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让供给适应需求，尤其是在投资的空间分布上，要与人口的空间分布相一致，而这个就需要借助“投资于人”和资源的空间结构的调整来实现。

Yi ：你常谈及目前的户籍与土地制度造成了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但这些制度之所以持久，一定是因为它们服务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目标。那么，你认为当前推动改革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L： 我认为当前推动改革的核心驱动力就是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期，很多资源错配的问题可能被掩盖住了。而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阶段式的、阶梯式的下滑，空间错配所导致的问题越来越被清醒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