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乐谱编印史，本质上是借西方法谱记免信息减损相融合的过程，亦可视为音乐技术指标纳入国家规范并最终定型的历程。自20世纪中国音乐家借鉴西方五线谱与简谱以来，大规模记录、整理、出版传统音乐曲集的行动便逐步展开。当代民族器乐演奏中使用的各类符号，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定型并趋于稳定。2016年，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准"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各行业的制作标准制定（包括音乐领域的乐器制作与乐谱出版标准），均被纳入国家标准化流程的重要分支。

回溯音乐符号的体系化进程，始终遵循“从无到有、由简至繁"的专业化路径。当代音乐记谱符号系统的构建主要依托两大核心资源：一是西方记谱标准，二是古琴减字谱的简笔理念。音乐学家杨荫浏、曹安和通过整合这两类资源，出版了一系列传统音乐曲集，不仅推动记谱符号实现“经典化”与“定型化”，更使这套符号体系逐渐成为业界普遍遵循的规范与历史传统。以《阿炳曲集》的8个版本对比为例，可清晰梳理记谱符号的完善与规范轨迹：繁琐冗余、意义模糊的符号逐步被淘汰，简洁清晰、易于辨识的符号则最终定型。这些经过实践筛选的符号，正是当今专业机构颁布“记谱符号出版标准"的重要基础。

符号派生指标，没有调号、速度、力度、表情术语、演奏符号，行业的专业性就无从体现。这类指令再派生意义系统，不断扩容，尤其在表演理论的当代解读下，逐渐演绎为一套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存在系统。符号象征技术标准，在经过70余年的不断重构，最终随着各个行业相继同步颁布的国家技术指标，变为出版物不再被允许自由标示的指令和规约。记谱符号呈现为放诸国内而皆准的统一标准和成套体系。

一、两种资源

1952年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的《阿炳曲集》，其记谱符号体系已具备清晰的分类与量化特征：速度符号使用6次、调号标注6次、力度符号107个、指法符号标识318个，其他辅助符号322个。这组数据背后，体现的是20世纪50年代音乐家以“精确、完整"为目标，记录民间音乐的严谨态度与科学方法。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学者，采用线谱、简谱的速度、力度标识符号，完整地记录了阿炳的6首乐曲。演奏符号则尝试吸纳本土资源，表达演奏上的特殊之处，尤其在三首琵琶曲的记录上，曹安和创立了二十余种左右手演奏符号，主要资源则来自减字谱的简笔方式。

减字谱的组合方式是，以三种数字（13徽、7根弦、5个手指）定位音高，再以专属演奏符号标注弹奏技法。这种记谱法中潜藏的“表演导向"特征，如今已在学术界获得充分认知，成为表演理论中国学说的立点，更演绎出令人兴奋的解读与意涵。曹安和是最先具备“文化自觉"的前辈，利用历史资源，将古琴符号延伸至琵琶，推动了其他音乐家延伸至所有民族器乐的记谱标志。这份遗产为民族器乐表演空间的阐释提供了最初资源。可以说，《阿炳曲集》提供了一份观察记谱法如何接纳西方符号又采纳本土资源的文本，是符号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典型。

《阿炳曲集》自出版以来，历经多次修订与再版，形成8个核心版本，各版本在内容、署名、细节调整上均有差异，具体如下：1.1952年2月版，由杨荫浏、曹安和采访、记谱，储师竹拟定二胡指法，上海万叶书店出版《瞎子阿炳曲集》。1953年4月重版，1956年1月第2次印刷。曲集包含杨荫浏撰写的“瞎子阿炳小传、乐曲说明、瞎子阿炳技艺的渊源、关于速度用语的说明、关于滑音符号的说明”;曹安和撰写的“琵琶指法符号说明、琵琶音位”；储师竹撰写“胡琴指法符号说明、瞎子阿炳胡琴弓法的几个特点"等内容。2.1954年7月版，《阿炳曲集》（修订版），音乐出版社出版，著作权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编（属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丛刊），包括1954年7月上海第1版、1954年8月北京第4次印刷、1959年第7次印刷；3.1956年1月版，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出版。4.1957年8月修订版，删去“瞎子"这一不恭称谓，并新增黎松寿撰写的“阿炳演奏胡琴的姿势、阿炳胡琴的装置、阿炳胡琴指法的几个特点的说明"等内容。5.1959年4月修订版，未作重大内容调整。 6.1963 年9月修订版，著作权署名更改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整体内容保持稳定。7.1979年8月版，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署名，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杨荫浏对“阿炳小传”和乐曲说明等文本作了补充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