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我们家最简单的人，当然这个“家”是以父亲一系来说，指的是我的祖父母、姑姑、父母亲和我组成的家庭。所以一直以来，我总感觉和我的母亲有“隔阂”，这种隔阂是什么呢？我又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而在我心里清楚，近四十年来“做母女”的光阴，我对母亲的认知切实是肤浅而不清晰的。

我的母亲是最普通的劳动妇女，高中文化，起初在国营粮店里做会计，后来由于改制下了岗，在父亲的“指挥”下做了很多年生意。这一句话竟就概括了母亲近半生的时光。和我的父亲不同，母亲出生在工人家庭，有兄弟姊妹五个，她排行老四，是姥爷最疼爱的女儿。母亲是我最少写的家人，在以往的文字里面，她要么隐藏在故事背后，要么那样单薄而执拗地站立在故事里。

关于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和粮店有关的。记忆的思绪在这夜飘荡，我仿佛撞见那个坐在母亲自行车座上的小女孩。我的母亲有一头乌黑的长发，被烫成了大波浪的样子，肤色偏黑，却因为生了一双大大的眼睛、高鼻梁、浓密的眉毛，还有漂亮的大嘴唇，被父亲戏谑地称作“古兰丹姆”，而不过分地说她是当时他们粮店里最美的一枝花。那个时候，有高中文化的母亲对算术较为精通。对数字的敏感仿佛是一种天赋，这一点我祖父也很是赞同，因为逢年过节聚到一起打扑克玩升级，母亲总是强手。去往母亲粮店的路要下一个地道桥，还要穿过一个火车道，然后再七扭八歪转过一大堆平房、胡同。我和母亲一起值夜班，有很多有趣的时光在粮店大院里度过，在那个大大的院子里母亲教会了我骑三轮车，刚入学前班的小小的我骑着一辆灰突突的铁皮子三轮车在院子里飞奔的场景，至今想来仍那么的新鲜。

在那些巨大的木质的大米缸下有我撒欢的童年。那个时候我就熟悉了大米的气味，当它不是一粒一粒，而是一堆一堆，一缸一缸，那种米粒间散发出来的气味就清晰起来。而小小的我除去喜欢这气味之外，还喜欢听母亲的手指噼里啪啦打在算盘珠子上……多年以后，当我望着日渐老去的母亲，总会有那么一瞬的迟疑，如果母亲没有下岗是否有可能活成另一个模样。然而命运总是风雨兼程不会有如果，人总要在生活的洪流中前行……

国营粮店的落寞我是知道的，那个时候，母亲总要值很多夜班，要么就是很早去上班。改制使它不再是凭票购粮的单位了。出于自救大家也尝试“和市场接轨”，在门口支起大锅炸油条，卖馃子。那是母亲职业生涯里异常忙碌的时期，刚刚步入小学的我目睹了母亲从会计变身炸馃子能手的过程。冬天，摸黑起床我仍是坐在母亲自行车后座上，母亲跟我说她不仅学会了炸馃子，还学会了做开口笑，母亲脸上的兴奋溢于言表。我的母亲是一个不太会悲观的人，在她骨子里好似就没有父亲家族里那股忧郁气质，在我看来或许正是母亲身上这股原始的劲头儿支撑着她，也支撑着我们的家庭。

艰辛在隐隐聚合成为一片儿小乌云压过我家上空。一天，母亲下岗了。那时刚上小学的我对“下岗”这个词所承载的重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认知。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父亲反复在我耳边提起这个词，他说，“你妈妈下岗的时候，我们真是太难了”“我一个人挣钱养家，恨不得一毛钱掰成两半花”“我们是怎么含辛茹苦养大了你，你知道吗？”……母亲沉默着，只偶尔会重复他的后半句。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没有主动把“下岗”两个字挂到嘴边上，从来没有。她更愿意说自己是停薪留职买断了工龄。现在，我偶尔会和母亲打趣比较一下彼此的工龄长短，慢慢地，母亲就在这件事上输给我了。

下岗之后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做起了生意。那时候，父亲在西郊大厂上班，四班三运转，白日里倒是有一些时间，他们利用祖父留在建华大街副96号原文联小院的房子开起了家庭旅店。祖父母留下的房子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老保定建华大街上，远有火车站，近有着当时高客流量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街道，雨后春笋般接连开了七八家家庭旅社，昔日静寂的胡同异常热闹起来。可做生意扎堆儿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形成了“民间规模”，客人们愿意走进来因为这里选择多，坏的是彼此间的不礼貌竞争——或者直接说是“吵架”。那时候，我母亲的大波浪已被她用橡皮筋扎成了一头麻花辫，看上去利落干脆，多年来做会计的她是温和内敛的，但在旅社里，她变身成为跃动在火车站、客运站间，“叫旅馆”拉客住的泼辣女人。

夜色如流水，记忆的闸门剧烈打开，一波又一波潮水向我袭来。多年以后，当我读到作家郑执讲述他在东北的往事时，一瞬间感同身受，一个人的成熟真的不是慢慢，一个小孩的蓦然成熟就源自大人的影子，是在一个瞬间完成的。在我性格中，或者说在我观念里相对复杂深刻的部分皆源于父母亲开家庭旅社的那些岁月。

我们家的旅店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如家”。那个旅店是“如家”的，而从那时起，我的童年便缺失了很多“如家”的温暖。母亲和父亲整日都在“对面”，南屋是我家，北屋以及很多他们建造的、租赁的部分是旅店，他们时常是在那里。旅店的本质其实是伺候人的活计，为节省开支，我们家几乎没有雇佣过外人，除了母亲的大嫂被请来和母亲一起叫客，一开始，由于父亲倒班不能熬夜，母亲甚至担起值夜班的活计，后来他们才请来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来值夜。

生活是艰辛的，赚钱是一种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本事。那时傍晚放了学，我一个人把那张吃饭用的大圆木桌抵到里屋木门的框子上写作业，从木门探出去可以看到北屋的屋檐，春夏的时候燕子在那里筑巢，那时除了紧邻的汽运站有栋筒子楼周围几乎没有楼房，从木门探出去，南屋和北屋间胡同上空的一块儿天空落在我记忆里，时间在那块儿不大的地方演变，一点点直到月上柳梢，漆黑天宇里几颗闪亮的星。南屋保留着北方胡同和院的建筑模式，我家南面只有一间正屋出来还有属于自家的小院，小院分台阶上下，看上去有模有样，小院里有一个被用作厨房的小隔间，母亲在那里做饭，当然开旅店之后，母亲做饭的机会少之又少。我曾认定我们那条街上的孩子是这城市最早去“下馆子”的小孩，直到同学多了朋友多了，我才知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营小生意的家庭里小孩子们多是这样吃遍了这城市里为数不多的小饭馆，由此我们相识，彼此间有莫名的亲近。那些饿着肚子一个人站在胡同里的夜晚想来异常美丽，虬曲的树木枝杈，苍凉的瓦砾屋檐，干净的夜的星空……在南屋与北屋间那条红砖小道上，我体会到了懵懂的孤独感。是的，和同龄的孩子比我想我更知道夜晚是什么了。那些孤独而美妙的夜，我就站在小道的砖块上依着胡同口的木框子等待父母。很多时候我的父亲会像传递命令一样通告我，在几点钟要我走去二道桥头站在桥栏边等他，然后我们父女俩就一路狂跑去十字路口那间回民小吃店。我印象里“鱼香肉丝”“滑溜里脊”是我们吃了不下百次的菜肴。可也有很多时候，我会等来外面巷道上剧烈的争吵声，谩骂声。那必然是我们家和别家因为争抢客人“开战”了。记得有一次我不顾一切冲了出去，站在一个女人和母亲中间，使尽浑身力气推了那女人，可她一甩手便将我拽倒在地上……好多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依旧是父亲训斥母亲的由头，而在我却记住了母亲当时惊愕的眼神和她狠狠推搡回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