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事从先秦游走至民初，盛大而多变，音容宛然。

明人屠隆写照宋人苏轼时说：“和香者，和其性也；品香，品自性也。自性立则命安，性命和则慧生，智慧生则九衢尘里任逍遥。”明人沈春泽为文震亨《长物志》作序，欣赏的香性乃是“幽而暗、淡而可思也”。明清两代的风月领袖钱谦益写下《和烧香曲》，句句都是经典，句句却又像虚构，其中关涉“十洲记”、“百和香”、王母临降、博山异芳、返魂香与茂陵土、鹊尾炉与鼻观通云云。对于“宝马香车火树中，沉香甲煎燎霜空”的秦淮香风，他是最有资格的参与者。

曾来大唐学法的日本高僧空海《山中有何乐》杂言曰：“一身三密过尘滴，奉献十方法界身。一片香烟经一口，菩提妙果以为因。”因香气馥郁，心生无量欢喜，缘于香自带的喻象属性，所谓“香是离秽之名，而有宣芬散馥、馨香之用，故《无量义经》道风德香熏一切，理中无上戒、定、慧香。芬芳叵竭，故名为香”。佛经中出现的香，确实作为喻象的时候更多。因为“佛神清洁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果之属”，僧伽追求“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常执香炉，未尝辍手”。遑论对于证境高手，一缕香气何止是抒情的要具、写意的才华，更是见性的舟楫、见道的门径，“香积世界，众生利根，不假文字、音声、语言诠表善恶，但闻香气，便能入证，即皆获德藏三昧”。当然在僧侣严格的戒仪中，为避免贪着习气，对用香的警惕也是赫然在编的。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作家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成书大抵在中国北宋时期，第三十二回《梅枝》描写宫廷贵族如何悉心调制秘传香剂，以及“同一种香剂调制法，广泛流传各处。但因人人趣味不同，配合分量略异，因而香气浓淡有别。此种研究分析，非常饶有趣味”。诸如“黑方”的香气“幽雅沉静，与众不同”，“侍从”的香气“文雅可爱”，“梅花”则“爽朗而新鲜，配方分量稍强，故有一种珍奇的香气”，“荷叶”的香气“特别幽静，异常芬芳可爱”。此处提到的“黑方”“侍从”“梅花”“荷叶”，均属日本香道有名的“六大合香”。

审美之外，熏香在医学方面亦见功效。例如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暴发，黑死病的幸存者——埃申登的约翰（牛津默顿学院的研究员）声称：当牛津狭窄的街道为死尸壅塞的时候，他是靠用桂皮、芦荟、没药、藏红花、肉豆蔻皮和丁香研磨的粉末艰难度过的。十七世纪初，米兰黑死病暴发，公共健康行政长官派发用巴勒斯坦香、康乃馨、橘皮、牡丹叶、乳香、芸香籽、肉豆蔻等制成的粉末，制成香袋供人们挂在脖子上。

在中医药领域，传统中国香药应用特别深入，从香药在医方中用作汤头和君药两方面可见一斑。香药作汤头，意指以香药命名，这一点通过统计《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博济方》等中医方，可以看得十分鲜明；香药用作君药，意指香药是该医方的核心，是最重要的一味药，这一类的例子在宋代方书中记载不少。

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太和殿元旦视朝，金炉所爇之香，曰‘四弃香’，清微淡远，迥殊常品，盖以梨及苹婆等四种果皮晒干制成也。”

“四弃香”在宋代特别流行。清代，沉淀着历史记忆与文人趣味的“四弃香”在皇宫内院的太和殿随处可见，这既是宋香审美的追记，也是芳香养性的转进。且不论“俭德”之美是否可以经由此种形式传递下来，但有清一代对于“中华文教”传统包括香学传统的文化认同，且以其继承者自居的愿景，却是呼之欲出的。乾隆在甲申年写下《挹香堂》一诗，“鼻观”与“六经”即联袂而至：“都梁沈水不须焚，四季花芳鼻观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