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日记》出版之后，已经有大量学者著文探讨了它的重要价值，相比于晚清民国的其他名人日记（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竺可桢的视角更为详尽客观。他在日记中所摘录的文章和文件皆有所本，且录之甚详，又有跨时期的连续性。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观察之敏锐与记录之细致，令人叹服。

我们如果对《竺可桢日记》加以仔细检核，就会发现作者是将日记当作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纪要，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写成，而晚年部分，有不少还是摘抄的相关文章材料。因此，他的日记实际上混合了一手的观察记录和二手的资料汇编，在引用时必须加以注意。

《竺可桢全集》的主要负责人樊洪业在《关于竺可桢日记》一文中指出了关键细节：“竺可桢生前往往随身携带袖珍型的小笔记本，随时记录备忘。”也就是说，竺可桢会将日常所见所思先记在一个小本中，可理解为日记草稿本，之后再整理并记入正式的日记本。樊洪业又表示：“在正常情况下，作者是每日一记，时间在当日晚上或翌日清晨。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是数日后补记，凡属这种情况，他都会在日记中作出说明。”

竺可桢本人其实很少记述他是如何写日记的，但有一个较为罕见的实例，可以披露他的写作细节。

1947年11月25日下午，竺可桢由于在相隔两年多后重打网球，身体倦不可支，日记中如此写道：“至六点写日记，小楷如第一行字几不能辨认。余于八时再写，其时脉搏八十。六点余请陈雪屏晚膳……”晚八点回家之后，他又写了日记的其余部分。

只要核查竺可桢日记的原稿，就会发现这一点其实相当明显。以1938年11月19日的日记为例，最后一段是他晚上读蒋百里之书的笔记：“晚阅蒋百里著《一个日本人之研究》。谓日本之武士道专以蹂躏女子为能事，谓日本之政治家多不善终，如伊藤、大隈、西乡、犬养等等。”从手稿中可以看出，“晚阅”这段是在日记框外所写，且墨迹和字号大小明显与框内不同。显然他是先记完一日行程，晚上再读蒋百里之书，读完后将读书笔记补在日记本的框外。全面检阅竺可桢的这一篇日记，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要部分：一是最上角的日期和天气等说明，以及最右方框外关于当天寄接信函的记录；二是日记正文；三是最左方框外的读蒋百里书之笔记，这三个部分的笔迹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