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老师新近在团结出版社出了《似是故人归：陈漱渝怀师友》（以下简称《似是故人归》），一书在手，我有一种喜不自禁的期待之感。陈老师是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名家，在几十年研究生涯中“连写带编”了上百本书，而这本《似是故人归》是他多年所写的怀人散文的结集，是独立于学术书系之外的“文学副产品”。他在该书的“跋”中称，撰写怀人散文有其“特殊的难度”，正是描述其治史过程所遇见、所感受到的诸位老先生的真切风貌，陈老师相信只要读者认真翻阅，“绝不会无功而返”。

书中的首篇《一位伟大而可爱的老头——忆陈翰笙》，文中多是难得的干货，均为作者走访所得的第一手史料，令我们看到陈翰笙一生神秘而又传奇的点滴印记。譬如1939年至1942年陈翰笙在香港，协助宋庆龄搞“工业合作运动”，将经费用于抗战事业。陈翰笙通过廖承志在上海银行的一个亲戚，巧妙地把两千万美元的捐款全部转到延安。他后来看过一张收据，签收人就是中共领导人李富春。此一信息以前不为人所知，由此可见他对党的大业的默默贡献和不事张扬的风格。1951年周总理请他吃饭，动员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以中餐和西餐之别，委婉地表示自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做行政领导。中宣部部长、中央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是陈翰笙的表弟，曾建议陈老担任北大副校长，也被他婉拒。作者采访之时，陈老有感而发：“幸亏我当时没有干，否则我也难免有马寅初那样的经历。”话语虽短，却是异常沉痛、洞察世态的一声感喟。

记得我们1978、1979年上大学读中文系时，曾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掀起一番讨论热潮，徐懋庸作为当年的当事人之一，被大家关注和议论。因此，当我看到书中《“鹧鸪声里夕阳西”——晚年的徐懋庸》一文时，倍添阅读的兴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徐懋庸在家中接受作者访谈时，曾经感慨道：“随着鲁迅作品流芳千古，我也就遗臭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