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夏，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考，12月被录取，分配进入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室，直至1992年12月退休。在这十二年里，我虽然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心理分析”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内在流程》《在现实和文学中的爱》三册学术专著，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通俗性质的写作。
我喜欢科普性质的写作，是因为我平日喜欢阅读富有知识性的平易近人的文章和书籍，这种爱好始于1954年。这年，我从六和塔月轮山上的浙江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杭州联合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并兼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当我第一次带领学生去大学路的浙江图书馆参观展览时，这家图书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西式房子，楼下进门后，左边是借书室和书目卡片柜。读者若要借书，在办好借书卡之后，得先从卡片柜中找出卡片，查明书的编号，然后由工作人员从里面的书库将书提出来。一楼的右边是一个庞大的阅览室，全国各省的报纸和杂志里面差不多都有。二楼是外文阅览室，陈列着国内仅有的外文版《人民中国》《中国妇女》等刊物；最多的是俄语的报纸杂志，如《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报纸和《苏联画报》《苏联妇女》《星火》《鳄鱼》《少先队员》《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和生活》等杂志。没有注意到是否还有英语或其他语种的报刊，因为我当时一心扑在刚刚学过的俄语上。
此前，我从临海的回浦中学毕业来到浙江师范学院时，在学院“慎思堂”二楼的阅览室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报刊，深感震惊，现在我看到浙图的报刊甚至比学院的还多，就更加震惊了。从此之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浙图，不只是借书，更多的是上二楼看苏联的报刊，特别是《星火》《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和生活》，从中选取一点材料，摘译出来，写成短文投稿。
十多年里，基本上每个星期天，我都来这里借书和浏览俄语报刊，直到1965年底，在单位的“四清”运动告一段落之后，我和其他七位同事去往余杭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然而不久后，“文革”开始了，我们都被召回原单位。
一到单位，我就发现我原来住的房间里所有的书，无一例外，全被封了起来。这些都是所谓的“封、资、修大毒草”，正等待我自己去处理，即要我亲手烧毁。我尽量拖延时日，希望这些书能侥幸逃脱火的葬礼，但要抽出一本来翻阅是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了。于是，那天晚上，我二十年来第一次打破以书作伴进入梦乡的习惯。不用说，我度过了一个不眠的长夜。
第二天有气无力地起床后，我感到一阵饥渴，倒不是腹中对食物的渴求，而是心灵中对知识的饥渴。仅仅一天，我就像变成了一个看不见一切事物的瞎子，感到一阵空虚、一片茫然。
“文革”初，很多人还是可以逍遥一阵的。我匆匆吃了几片饼干，就奔往书店，发现书店与我去农村前完全不一样了，柜子上摆放的书全是我已经有的。于是，我立刻转回学校图书馆，在那里，除了书店里还在卖的书，其他书一律被封存，不能出借。
这十年时间，我由于出身不好，被打成“牛鬼蛇神”，先是被强迫进行惩罚性的劳动，后来没人来管我们了，我就闲得无所事事。
做医生的妻子担心我以后有一天可能会被开除公职，让我学点医学，能够开开方子，以便将来可以借此谋生。她为我找来几册中医古籍，要我学习，记住人体脉象和本草方剂。中医无疑是我国宝贵的传统文化，我却因为天性的关系，读时一点也提不起兴趣，觉得乏味至极，甚至厌烦，读后脑子里也一片模糊，什么都记不住。硬着头皮看了个把星期，也只是为了应付妻子。后来，我干脆将这几册书丢开不管了。妻子对我历来都很包容，这次也不勉强我。
到了“文革”后期，浙江图书馆对借阅书刊开始有些放松。
当一个人饥肠辘辘的时候，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会竭尽全力，甚至不顾一切地去寻求食物的。对知识的饥渴驱使我连续几天跑遍全城的图书馆，像一只老母鸡在荒芜的沙丘上觅食。我查找浙江图书馆里的卡片，询问可供出借的书刊，翻阅所有到手的资料，终于像一则寓言或民间故事中说的，老母鸡啄到了一颗珍珠。
二
我从书架上的“自然科学”类杂志中，发现有一种名为JAMA的外文刊物，即《美国医学会杂志》，里面竟然有许多十分有趣的医学史文章。我又倒回去看前几期的杂志，最后发现，从1960年开始，这份周刊每一期都有一篇由不署真名的编辑写的文章，介绍历史上著名医学家的生平和功绩，虽然篇幅大致只有两三页，但一点不枯燥，读起来令人趣味盎然。此外，这本杂志偶尔还发表长篇专论，叙述或研究某个医学家或某个医学专题。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文章时，我的心竟不自觉地怦怦狂跳，那种激动真是无法形容。我庆幸自己像一个强盗，偶然在一处深山的洞穴里发现一堆宝物，心想若是不快些动手盗来，宝物怕会被别的强盗抢走。于是，从这天起，我就将浏览俄语刊物的兴趣转移到了读JAMA，并且除了浙图休息的日子，每天都带一本郑易里先生编的小三十二开《英华大词典》随手翻阅。当时没有复印机，我就将文章内容摘下，所有的引文也抄了下来，尽管十分费时，但我干得津津有味，一点也不觉得累，相反还觉得十分愉快，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一下子就得回去吃中饭、晚饭了。这样，我每次都请工作人员搬出十多册刊物，一期一期、一页一页地翻阅JAMA，绝不漏掉一篇，并将目录一一登记在笔记本上，便于以后查找。这些笔记本我至今还保留着，共有十来本，不下一两百万字。检查了一下，我竟从1960年第一百七十二卷第一期，一直记录到1974年的第二百二十八卷第十三期。在这一期之后，该刊似乎不再每期刊载此类文章了，只是偶尔有一两篇专题长文。今天翻阅这十多本笔记，看到本子里原有的插页，全是雷锋、白求恩、样板戏的图片；有几本笔记本的第一页上还有我自己抄下的、当作“防护服”的毛泽东语录，如：“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不要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如今看来，这是何等明显的时代烙印啊。
在广泛的翻阅中，我发现，除JAMA外，还有《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皇家医学会杂志》等医学刊物也不时发表几篇医学史的专题文章，尤其是英国刊物，此类文章最多。这类文章都很好看，特别吸引我的是涉及作家、艺术家的文章，如1967年3月13日一期出版的JAMA中有一篇长达五页的文章，研究马尔方氏综合征与意大利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演奏技巧的关系；同刊1970年7月20日一期刊发了一篇关于贝多芬耳聋的长文；1971年4月5日出版的一期甚至刊发了十篇此类专题文章，包括研究罗伯特·斯蒂文森患肺结核时创作《双重人格》、拉伯雷的医学生涯、狄更斯作品所反映的医学改革的文章等。再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62年4月25日出版的一期刊发关于绘画大师伦布朗创作《尼古拉·塔尔普医生教授解剖学》的文章；《皇家医学会杂志》1962年第五十五卷第三期刊发关于戈雅的病对其画作影响的文章；等等。读来都饶有趣味，我都认真阅读，摘要翻译出来。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材料，我自己感觉了解得很不全面，也很不系统。于是我请我的朋友、浙江第一医院的严美玲医生从浙江医学院的图书馆里先后借来Ralph H. Major、Arturo Castigtioni、Douglas Guthrie等人撰写、多年前出版的原版《医学史》（A History of Medicie）著作。
三
读过这些文章著作，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医学是所有自然科学中与人具有最直接关系的学科。我认为医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人学”，人类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与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关系密切。这促使我一方面开始一篇篇撰写“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方面的随笔，另一方面也思考是否可以写一篇相关的学术论文。2009年在杭州举行“第七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暨首届海峡两岸医学文化与医学发展论坛”，我写了一篇题为《人类疾病：一种文化形象》的两万字的论文。此文后来压缩字数，分别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和《书屋》上。
我妻子的一位远亲曹湘渠，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担任浙江省政协秘书长，他一直对我十分关心。他以为我这个学文学的人，平时就感情丰富，情绪容易激动，那时遭到红卫兵的打骂，可能会走绝路，于是经常规劝我，并常常悄悄站在我的马粪纸盖的街面“住房”前，透过门缝偷看我的动静，见我安心地在看书或写作，才悄悄回去。现在从我妻子那里得知我写了几篇有关医学史的文章后，出于关心，他表示乐意带我去请教他的朋友、医学权威专家郁知非。
郁知非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学、血液病学家，中国血液病学科奠基人之一。他193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40年获协和医院医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纽约著名的西奈山医院，在国际著名专家指导下从事血液病学研究；1950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医科大学内科教授、教研室主任、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医学系主任；1963年起被聘为卫生部输血及血液病学专题委员会委员，之后又担任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内科学》编委、《造血系统》主编，《中华医学百科全书》编委、《血液病学》卷主编。
我带着所写的几篇医学科普文章，跟随曹老来到郁知非教授家。郁教授匆匆看了看我的文章后，疑惑不解地问：“弄这些干什么，有什么用？”
曹老自然也相信这些文章确实不会有什么用的；我妻子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否有用，而且多半也相信不会有用，她只是出于对我的感情，不但在完成医院繁重的工作之后，担当起没完没了的家务，给我充分的时间，同时还帮我整理、抄录资料。但我心里并不相信这位权威的论断，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用”。我是出于直觉，相信既然每个人的躯体构造特别是脑结构都差不多，那每个人的感受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自己在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时觉得那么有趣味，别人看到也一定会感到有趣味。曹老因为没有看过我的这些资料，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所以自然容易相信权威的话，以至于不管我说得多么有信心，从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仍然认为我只是在做一件无用的劳动。曹老后来告诉我妻子：“虽然没有用，不过让他有事情做，也是一个寄托。”另外，我还坚信，像我这样将人类的疾病和医学与人类社会、政治、宗教、文化联系起来看，那时还未见国内有别人写过文章，因此我坚持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
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我参阅这些材料写出的一些文章，全都陆续得到发表：不但我的《鲁迅杂文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大部分是医学史知识）被北京鲁迅研究室主编的《鲁迅研究资料》杂志连续发表，我的长达三千多字的《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和两千字左右的《帕格尼尼的手》《痘苗之路》等也都为《人民日报》所接受，分别发表于该报的1979年4月23日正版和同年的《国际副刊》上。我的记述局部麻醉的发明及三位先驱人物命运的《“忘川”之波》等三篇文章，还得以在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
四
1995年，湖南的《书屋》杂志刚刚创刊，一位湖南的朋友鼓励我向该刊投稿。我先是试探性地寄去我原先所写已经获得认可在《名作欣赏》和《大地》杂志上连载的一篇随笔《海明威与艾格尼斯》。此稿很快被接受，发表在1996年1月的《书屋》，编辑部来电话表示，欢迎我继续给他们写稿。我立即寄去“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中的三篇，说也许这些随笔比《海明威与艾格尼斯》更有意思。几天后，名义上是编辑，实际上是主编的周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这一系列随笔总共写了几篇，当我告诉他已经写出十多篇，并计划继续写下去时，周实立即表示，他愿意为这一专题在杂志上开一个专栏。于是，从1996年2月开始，我在《书屋》发表了大约二十篇随笔，诸如《艾滋病：同性恋者的苦果》《血友病：显赫皇族的遗传悲剧》《麻风：上帝的愤怒与仁慈》《瘰疬：天上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疟疾：“取金羊毛”的现代传奇》《天花：痘苗的环球之旅》《霍乱：成功的英雄和失败的英雄》《鼠疫：从恐惧和迷信到成规与科学》《肺癌：烟的时髦与被诉》《癔病：人性的敦实和世故》《精神疾病（一）：从冷酷到仁爱的人道进程》《精神疾病（二）：智慧的痛苦》《梅毒：上天对渎神者的惩罚》《坏血病：海上扩张的最大障碍》《斑疹伤寒：战争的附属物》等。
从这些题目就不难看出，每种疾病都与其背后的文化现象有关。周实后来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在《书屋》开专栏，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
这些文章发表后，很快被《光明日报》办的《书摘》杂志多次转载，《作家文摘》《解放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也全文转载了好几篇，另外有些报纸则摘要转载了一些。与此同时，一家杂志还来电话，希望我寄几篇这类文章供他们发表，然而为了感谢《书屋》的青睐，我婉言谢绝了。1998年，有三家出版社的编辑来信、来电征求我的意见结集出版。其中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年轻女编辑吕月兰诚恳的信使我深受感动。经过几次电话联系和征求周实先生的意见，我最后将书稿交给了这家以《老照片》而获得好声誉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任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一方先生也来电话，希望出版此书，但是我考虑到湖南科技出版社应是一家专攻科技出版的出版社，我的这类随笔多带有人文的因素，不很合适。
此书原来的题目是《病痛背后的奇观：人类疾患的背景文化》，责编告诉我，总编辑很喜欢修改作者的书名，我只好违心地同意他改动的书名《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
此书出版后，受到不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鼓励。特别是王一方先生，他在1999年7月6日《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了长篇书评《文化画布上的医学风景》，称此书“是一本有着丰富史料、饱含着睿识的医学文化史读物”，甚至开玩笑说：“合上书页，我感觉到对疾病向度与生命内蕴的把握，我们这些从医学教科书里爬出来的‘内行’已经不及余凤高先生这类‘外行’清醒与明白。”还有别立军先生在2000年第二期的《书与人》杂志中的书评《在医学的视觉下》，更称拙作“是一部极具创造性的书”。这些都使我汗颜，令我惶恐。我想，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完成此书后，我想，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疾病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医学应该包括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三个方面：生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正常生理，病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异常生理，这两方面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治疗学，也即医治人的疾病。于是我继续撰写了《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和《病魔退却的历程：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
《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于2000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后，王一方先生又在9月28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评论《谁懂“医学”？》，称赞我的这一工作“改造了人们对‘医学’的惯常理解和阐释”。另外，匡钊先生在2000年10月19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了《生命也需要启蒙》的长篇书评，称颂此书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把医学如何成为知识的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此书“能在许多层次上被阅读和理解”。还有，舒廉先生在2001年4月28日《文汇读书报》上发表书评《对生理学的人文关怀》，认为此书“显然不是一本科普读物”，虽然也以它的文学性和通俗生动的内容而吸引人，“比起一般的科普读物来，作者写得更为深沉，更具有‘文化史’的价值”。此外，此书还于2002年获《中华读书报》和《Newton科学世界》杯“原创科普著作”二等奖。
2007年，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科教授的王一方先生受邀为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医学人文师资班”讲课，他开列的医学史人文阅读书目，包括蒙田随笔（七篇），莫里哀喜剧（四部）和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等外国作品十四种，以及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毕淑敏的《昆仑殇》与拙著《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和《病魔退却的历程：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等国人的作品六册。
此后，我觉得有关疾病的历史远没有写好，于是继续写了《飘零的秋叶：肺结核的历史》《智慧的痛苦：精神病的历史》《上苍的惩罚：梅毒的历史》《蚊子的馈赠：疟疾的历史》和《脸上的疤痕：天花的历史》五种书。
《飘零的秋叶：肺结核的历史》一出版，立即获得广泛的好评，就我所见，至少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书评，如《文汇读书周报》上董炳庆的《浪漫而残酷的肺结核神话》，尤其是《中华读书报》在2004年10月13日的一期上，特别以《编辑荐书》的一个小专栏来推荐此书，说：
这是作者余凤高又一本谈论医学文化的著作，几年来，我们已相继拜读过他的《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解剖刀下的风景：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等多本类似作品，在这些著作中，余凤高着力发掘疾病史和医学史背后的文化因素，写得妙趣横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飘零的秋叶》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不但介绍了肺结核病的研究、治疗的历史，更通过历史上的王公贵族、文人学者乃至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依次登场，揭示了这种疾病丰富的文化背景。“肺结核既是艺术家的疾病，又是艺术家的偏爱”，在作者的笔下，肺结核的历史简直可以说是一部独特视觉的文学艺术史。勃朗特姐妹、济慈、莫里哀、劳伦斯、梭罗、郁达夫等都曾饱受肺结核病的折磨，疾病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茶花女》《红楼梦》《魔山》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以肺结核病人为主人公。在一些作家笔下，这种疾病是对造成贫困社会制度的控诉，另一些作家却认为，这种疾病是对生命之凄美的颂歌……
《智慧的痛苦：精神病的历史》出版后，除了北京《健康报》记者张蕊女士就我的《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等三本书的写作在2002年3月25日的该报第二版发表了一篇采访外，未见有别的书评。但是《智慧的痛苦：精神病的历史》也引起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苏建科先生的注意。苏建科先给我来电话，说读了我的《智慧的痛苦：精神病的历史》一书后，相信我对天才和精神病做过研究，问我是否愿意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我说这是一个禁区，我不敢写。几天后，苏建科先生表示要来杭州与我交谈这个选题的写作。苏先生来后，竭力说服我，并声称已经请示过上级领导，作为学术研究，可以撰写和出版这个选题的著作。于是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天才与疯癫之间》的写作。
稿子交给出版社后，苏建科又竭力说服我改题为《天才就是疯子》，说这个题目“有冲击力”。我想，既然领导认可，也就只好同意。《天才就是疯子》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我当然很高兴，可是当我将此书提交2003年的“浙江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就出事了。
“浙江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两年评奖一次，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邀请华东地区的高校和社科院专家组成评委会投票决定。在讨论时，《天才就是疯子》得到多数评委的肯定和赞扬，一位来自江苏的评委甚至说，他认为《天才就是疯子》是本次参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但是评委会中某领导最后宣称，《天才就是疯子》这个书名就是错误的，它不该参加此次评奖。于是，《天才就是疯子》被彻底否定，直到五年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天才还是疯子》为名再版，并且得到专家的肯定。
2007年9月14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署名“方叒”的书评《“天赋异禀”何处来？》。书评中说，也许很多人都曾注意到，天才总是或多或少地与疯狂、异样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乔治·桑的一句名言就道出此中意味：“天才和疯狂之间的距离还不到一根头发丝。”而到了现代，医学、心理学等诸多研究更表明，很多天才人物都呈现出不同的疾病，尤其是精神障碍。《天才还是疯子》一书，从这个角度展现了天才与精神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通过翔实的资料总结出各类天才的各种“疯狂”现象，并将他们的主要病症归纳为早熟、癫痫、精神错乱。全书涉及的杰出人物可以列出一长串，这些鲜活的例证极富冲击力。而“最关键，也最有趣味的要算是天才发生理论了，也就是他们如何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才华如何从普通的能力中脱颖而出”。书评特别指出，此书所论述的“天才”和“潜在天才”的关系：“智力水平高并不是天才的充分必要条件，拥有优秀资质的人未必最后就能成为天才，努力工作也只是一个基础；而真正将才能和勤奋点铁成金的，促成他们的创作、发现等成绩的，则应是独立的创造力，或者说玄一点叫作灵感。”书评特别赞赏拙作简述的“对天才的研究历史，归结出‘神力’说、‘体液’说、‘激情’说和‘压抑’说。虽然只是分别介绍了四种理论，并没有进一步探讨，但如果以此为基点发散思考下去，联系一些我们熟知的现象，可以大致看出这些理论的内在关联，及其从假说到实证的发展脉络”。
《天才还是疯子》可以说是我“医学文化”通俗写作的一册副产品。在撰写这部著作期间，我还写了《最高的人道：西方医生自体实验史》（数十名医生不怕牺牲进行危及生命的生理实验和病理实验）、《世界名画中的医学史》（涉及一百一十多幅描述医生和病人的著名画作）和《疾病阅读史》等。
本来我还计划撰写《饕餮的报复：痛风的历史》和《社会的压抑：忧郁症的历史》，材料已经收集了不少，甚至各写了两三章。但是我实在是年老体衰、视力模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好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