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六朝志怪非“有意为小说”，再来看唐人小说，对其“有意”的感受和认识似乎就更能明晰和真切一些。这里以《古镜记》为特例，说说唐人“有意为小说”的各种角度理解。

一

首先应该澄清和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唐人小说都具有“有意为小说”的品质。在唐代之前，以文言为主的中国小说实际上已经形成几种形态不同但大致成型的题材和体裁品类样式。其中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是六朝时期两大小说主流品类。此外还有以《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记体，以邯郸淳《笑林》为代表的谐谑体等。以上四种品类小说在唐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唐代之后也还继续存在衍生下去。但是，这四种小说除了部分志怪小说外，其余几种品类与“有意为小说”关系相对寡淡一些，因为它们本身在书写编纂和文体性质上基本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六朝至唐代唯一一种文体动态变化较大，具有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意义的小说文体是传记（或曰杂传）小说。

唐前时期传记小说大抵从史部传记文章演化而来，写作风格与史书人物传记近似，只是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是能够自成体系。这类小说始自《穆天子传》，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燕丹子》，以及《汉武帝内传》等。与以上其他四类小说相比，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基本脱离了“丛残小语”式的片段故事摘录，而是更加注意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性。但基本还是历史人物相关传说故事的汇集，缺少作者的构思意图和手法创新。尽管如此，其相当完整充分的版面篇幅却预留了拓展再造的有效空间。所以，所谓“有意为小说”，实际上只是这类小说脱胎换骨，成为唐代传奇小说才具备的文体更新升华的产物。从体制上看，唐传奇分为两种，以人物事迹为描写反映对象的一般称为“传”，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以事件为描写反映对象的一般称为“记”，如《古镜记》《离魂记》《感梦记》等。这类在唐前传记类小说基础上衍化更新出来的传奇体小说，才是“有意为小说”的主力军。

鲁迅所说唐人“有意为小说”的重心是“有意”，其核心含义是“自觉创作”。前文已经述及，六朝志怪虽然不乏非现实内容描写，但基本不是自觉创作，所以难以划入“有意”之列。而唐代传奇小说一方面充分利用六朝传记类小说搭建的完整篇什平台，一方面又主动把小说作为自己反映社会现实，参与、关注并评价社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还从志怪、志人等其他品类小说中汲取艺术养分，汇为一炉，开创了中国小说成熟的新天地。这一点，王度《古镜记》具有充分代表性。

二

《古镜记》精心构思设计的小说结构布局揭示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小说与政治的紧密关联。

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与现实社会的关联角度看，文学是关注强度最高的品类，而小说又是其中强度更高的主体部分。晚清时期梁启超甚至把小说的政治作用提升到挽救国家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个观点已经逐渐为文学理论界吸收，成为文学普遍规律，并得到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小说通过叙事塑造 “政治想象”，以隐喻、虚构、批判等方式介入现实政治，如政治小说、社会批判小说等，推动思想启蒙与舆论发酵。国外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与政治》，国内如南帆《文学与权力》等著作。这些说明小说不仅反映现实，更能通过叙事重构认知、激发讨论，成为政治参与的特殊形式。

古代传记小说作为史部的从属产品，虽然也会不同程度含有编撰者主观倾向的“春秋笔法”，但整篇传记的主要工作任务还是本着史学求实的宗旨，完整交代人物或事件的基本框架过程。唐代小说对于传统传记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作者敢于大胆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情感倾向以艺术构想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关于这个问题，卞孝萱先生曾经有过专门深入研究。他在《唐代小说与政治》《唐传奇新探》两部书中，从文史互证的角度，集中探讨小说与政治的关联，他认为唐传奇等小说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反映唐代政治现实与矛盾的重要史料，具有 “补史”“证史” 的作用；通过分析小说可挖掘正史未明言的政治内幕与权力斗争。比如《唐太宗入冥记》在佛教果报框架下谴责唐太宗，反映 “玄武门之变” 等政治争议；《上清传》涉及牛李党争，可能是李德裕一系为洗刷其父李吉甫、攻击陆贽及其门生而作；《任氏传》《枕中记》等与元载、杨炎、刘晏等权臣间的对立有关；《南柯太守传》《红线》《聂隐娘》等影射藩镇割据；《辛公平上仙》《河间传》等与宦官专权相关。

除了卞先生列举的几例之外，《古镜记》也是一篇作者深含寓意的政治小说。

《古镜记》这篇作品以宝镜为中心线索，将十几个宝镜除灵怪、灭灾异的故事串连在一起。故事中的人物，多是确有其人的，如作者王度、其弟王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