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累起的法制思想与实践经验，内涵极为丰富，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便是围绕“德”与“刑”的关系所展开的深刻辩论，这一议题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思考价值。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皋陶，在尧舜禹时代曾担任司法要职，他虽是上古传说里的人物，却被尊奉为中华法制文化的开创者，又凭借其自身出众的政治智慧获得后世 “上古四圣”之一的尊称。他所倡导的“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这一治国策略，代表着华夏文明早期系统的治国观念，为中华法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对后世的法制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依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舜帝曾对他的司法功绩给予极高评价“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也就是说皋陶实施惩罚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处罚，而是依靠惩治恶行引导民众行为都符合中正之道。虽然，皋陶在辅佐尧舜禹时期，确立了包含甲兵、斧钺、刀具、钻笮、鞭扑的刑罚体系，但同时还着重强调要凭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教化来预防犯罪，他主张把法律规范与道德教化相融合，借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

周公，作为西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构建起了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体系。“敬天保民”中的“敬天”是对“上天”给予尊崇，“上天”即自然法则，且将其视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保民”重点说明统治者承担着保护民众、稳定民生的关键职责，民众的福祉与天命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一思想的关键要义是，民意是天意的具体体现，统治者要依靠体恤民众、善待百姓来维持统治的正当性。

殷商覆灭所带来的教训促使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这一关键的施政方略。 “明德”要求领导者在治理国家时，其首要任务是以身作则，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要勤奋修习政治道德，包括敬畏天道、尊崇祖先、惠泽百姓、勤勉处理政务、保持节约俭朴以及不懈怠等多个方面。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应当推崇以德治国并实施教化，借助道德榜样和礼乐教育来引导百姓，使民心归向。“慎罚”着重强调要防止刑罚的过度使用，坚决杜绝类似商纣王那种肆意妄为、视人命如草芥的行为。在量刑时，应当秉持审慎的态度并保证公正，在做出裁决之前，需要详细调查案件的具体情况，全面考虑犯罪动机和具体情节。刑罚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明德慎罚”的核心宗旨是惩戒恶行、弘扬善举，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管仲：“以法治国”“礼义廉耻”

管仲曾出任齐国国相，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切实提升了齐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管仲的治国思想中 “以法治国”“礼义廉耻”是他法制思想的核心，强调礼法并用，德法结合。在《管子·明法》中，管仲系统阐述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体系，将法律定位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因素，他主张构建以法律为准则的社会运行机制，反对依靠君主个人意愿进行统治，就如同《管子·七法》中所讲“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这种观点把法律比作衡量事物的标准工具，突出了其规范性与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