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北京城的起源与水密切相关。从金元依水定都，到康乾“西部为体，东南为用”，再到近代海疆危机，北京城的千年兴衰，始终系于一条隐秘的“龙脉”——水脉。共产党人“进京赶考”，以十三陵水库重续治水史诗，生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本期刊发著名学者韩毓海的新作《大雨落幽燕》，以飨读者。
治水
北京，在太行山下，渤海之滨，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包纳了“行国”“居国”和“海国”，将“居国”“海国”与“行国”的特点集于一身，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集中体现。
游牧与渔猎的北方人，跨越阴山、跨越太行，从西北方向进入北京，在这里由游牧转向定居，在这里营建伟大的城市。
房山、门头沟地处太行山脉，是北京西南高地，卢沟桥，位于京郊丰台，紧邻房山，是金代的杰作，距今已经一千余年。
完颜亮最早在北京建都。据说，完颜亮定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他看上了京郊大房山的风水，《金史》说：“贞元三年，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于麓。”风，无非是指大房山的山风，水则是指大石河的碧水，有山有水，古来房山地区即被称为“幽燕堂奥”，完颜亮甚至认为这里很适合做祖坟，于是就将12位完颜氏祖宗的梓宫万里迢迢从东北迁来：“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①此后，这里便以“金陵”著称。可惜了完颜亮一世英雄却看错了阴宅，元以后，金陵逐渐被毁坏，“金陵”这个地方也被元改称了房山县。
元以来的北京城，破除了从燕到金的城市规划，几乎完全推倒重来，使金中都的皇城建筑和园林，基本上荡然无存。对于我这样有“历史癖”的人而言，难解的问题是：为什么金在北京地区连祖坟都没留下来，却偏偏大宁宫琼华岛（即今天的中海、北海）和金山行宫（即今天颐和园的原址）两处金代建筑，能历经风雨，劫后余生呢？思来想去，最简单的答案只能是：那里是北京周遭之水汇聚之所在，是北京城水系的源头。
元朝对于金留在北京的两片水是高度重视的，第一片水是北海，在元朝时称为大宁宫“太液池”，另一片就是如今颐和园那块水，当时叫饔山西湖（只是在乾隆年间，这里才改叫了昆明湖）。站在香山之巅用高倍望远镜眺望，会发现北京南北方向分别有两个水源：西北水源（颐和园之水）入城，则成积水潭，而城南水源（莲花池水）入城，则成北海、中海。
北京城南、西北方向上这两处水源的开拓者，都是完颜亮。因为是水利工程，今天的北海公园、颐和园，作为金代的建筑遗存，方才被元大都的规划者保存下来。
建立一个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第一是考虑其战略位置，第二，就要从内部考虑城市的供水、用水问题。而自金以降，历朝历代，无不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京师的布局。
最初养育了北京的水源，乃是房山的大石河。北京地区最早的都邑“幽都”，即称为“聚”，“聚”之所在，即被完颜亮看中的房山，而“聚”这个词，正是指汇水成流。直到北魏时代，房山还被称为“圣聚”，而当时的“古圣水”，便是今天的大石河。
周召共和，把召公封到了燕，最早的燕都，正是建立在房山大石河湾的土台子上。
1988年，北京大学的考古队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挖出了公元前1045年的燕京遗址，琉璃河遗址是1945年发现的，其间经历了多次考古发掘，我的同学雷兴山也当过这个遗址考古队的成员，他们的工作，把北京的建城史，提升到3000年前。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向东北开拓，它的首都也逐渐北移，燕襄公时代，燕国已把“蓟”作为自己的都城。而关于“蓟”王城的大体位置，则是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的考证和研究得出的。
侯先生认为，古时的蓟城，就在如今的和平门至公主坟一带，公主坟以南，以莲花池为核心（以莲花池为核心，乃是为了解决王城的用水问题）。北京既然一向被称为“水甘土厚”，那北京的南城，自然也是多水的，除莲花池外，元代还有“泡子河”和“南海子”，至今还留下了陶然亭公园那好大一片水泊。
我们时常所说的“燕京”，其实有二：第一是在今天的京郊房山县大石河畔，曰“幽都（聚）”；第二，则在今天的北京城南莲花池畔，叫“蓟城”。现在我们所说的“燕京”，多是指后一个，即莲花池畔的那个“蓟城”。
莲花池对于北京极其重要，自燕到金，千年以来，它就一直是北京城的南水源。无论是燕之“蓟城”，还是金之“中都”，都是以莲花池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说，长期以来，北京城的中心其实就在今天的南城。
北京首先是座“水城”，是一座以水结构起来的城市。
北京的所谓“龙脉”其实也就是指它的“水脉”，而这个“水脉”则是由于金朝打了底子，在元大都时代形成，从此奠定了基本格局。
金基本上是承“蓟城”旧格局，以莲花池为核心建立都城，供水系统并不发达。而元代建立的大都，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对于城市水源和供水系统的要求要高得多，所以，元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是以其城市水利系统方案为中心，其主要特点为：不局限于一点，而要连点成线，织线成网。
解决大都城的供水问题，促使忽必烈放弃金中都旧址，选择以琼华岛周围的太液池和海子湖区作为皇城新址、京城中心。而这可以看作是北京城建设重心从莲花池附近的又一次北移。
当年的“太液池”，就是今天的北海，而“海子湖区”，也即今天的积水潭，而元当年放弃莲花池选择今天的北海一带湖区，主要是因为金中都利用莲花池储水，毕竟流量有限，不能满足扩建大都市的需要：而北海离当时的“海子”——即今天积水潭非常近，北海再加上积水潭，两水汇合，其水量自然要比莲花池大得多。
元大都城市规划的继往开来之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连点成线；根据金已经形成的北京南北两个水源：饔山西湖（颐和园昆明湖）和莲花池之水在城区的交汇点，来重新选择城市中心。这构成了自元以来，北京城一直以“中南海”为核心的最根本理由。第二，连线成网；以这个南北水系的交汇点为基础，元大都又修建了一条贯穿东西的水系，使得南北、东西两条水系将北京结构起来。按照《周礼》的原则，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于是，元大都的规划，其实就是按照贯穿北京的南北／东西这两条水系的贯通而设计建造起来的。
北京的许多地名其实都是与水有关系的，其中著名的就是“积水潭”，它特别鲜明地提示着这座城市与水的历史关系。积水潭，在金元时代称为“海子”，“海子”聚北京西北之水，流入都城而汇聚于此，故名积水潭。与城南的莲花池相对，积水潭其实是当时北京北部的天然水库。
在历史上，积水潭的水量曾经是极其浩大的。“海子”（积水潭）聚水成湖，那是受到来自西北郊的高梁河的灌注，而高梁河的水，则是由于金代修西郊的“金山行宫”——即后来的颐和园，引了玉泉山和饔山泊（也就是后来的昆明湖）水注入所赐。
元大都充分注意北京的水源问题，除了积极利用原有的水利设施，将北京的南北水系贯通，定皇城于南北水系的交汇点之外，还做了另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即把积水潭的水继续往东引，经过通惠河，将隋代开拓的大运河与北京西北的水源贯通起来，这样，不但南北之水汇聚于皇城，北京更有了一条贯通东西的活水，这条活水通过京杭大运河，更将帝国之都北京与中国的南方联系起来。
高梁河从城西北浩浩荡荡流入北京城区，形成了白茫茫一片大湖区，元代更开凿通惠河，使得船运直至积水潭，从颐和园至大运河贯串北京东西的水道，因此一时贯通，积水潭就这样成了北京最大的漕运码头，更成为京杭大运河北方的终点。
直到明代，积水潭仍被称为“都下第一胜区”，所谓“碧波千顷，草树葱茏，帆樯林立，列刹相望，烟水云月，长天一色”。当时的大内太监，每日要牵御马在此饮水洗澡，届时龙腾马嘶，只见一片白浪汹涌，成为当时的夏日一景，由此亦可见积水潭水面之盛大。
“中南海通着全中国”，这不是夸张之词，这不过是元代以通惠河联系大运河以来形成的事实。积水成潭，蛟龙生焉，贯通北京城东南西北的“水脉”由此大功告成——这个以水系和水利设施为脉络建造城市的构思，便是女真、蒙古两个游牧民族的杰作，而元代主持此项水利工程的人，当然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者郭守敬。
治河
中国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炀帝完成的隋唐大运河与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隋代运河以东都洛阳为核心，东南延伸至杭州，东北蜿蜒到北京，它是一条人字形的大运河；而元代通过开凿通惠河以及山东境内运河——会通河，使隋代人字形运河取直，从此运河不再经过河南，更不以洛阳为核心。
运河与黄河的关系十分紧密，运河、黄河之命运，关系中国甚巨。历史上的黄河数次改道，不但波及河北、河南、京津、山东、安徽、江苏等要害地区，而且，元代之后的黄河之历次改道，都对运河造成巨大影响，黄河与运河的变迁，是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点。
《尚书·禹贡》开篇讲大禹治河，从古兖、青、徐三州入手，使黄河分二途入海，一汇漳河于天津静海入海，一汇漯川在山东利津入海，漯川即徒骇河，注曰：“禹治此河，用工极众。此河工难，众惧不成，故人惊徒骇也”，徒骇河发源于今山东聊城莘县，汇黄河至利津入海。其中流经山东阳谷武松打虎处的张秋镇，水流极为湍急，为黄河下游最为险峻之处，张秋原名“涨秋水”，五代始改名“张秋”。
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废原天津故道，专用山东利津入海口，因为借助了地势，加上以漯川清流排沙，河道比较顺直，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王景治河，河工大成，他治成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汉大河，王景实可谓功比大禹，他因东汉大河，而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治河圣人。
北宋时代，宋人担心河入契丹境，导致南朝失险，故导黄河入梁山泊，宋江一伙，聚啸于此，是后来的事，强挽黄河汇泅水于苏北入海，这种举措是以河界敌，志本不在治河。而强行使得黄河改道，又实自宋、辽始。
元代最为“人定胜天”。为了将隋唐运河取直，开挖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而为了避山东境内黄河之险，保证运河畅通，故元代又尽断山东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从而使得黄河河道进一步人为地南移，元代的这一举措的简单出发点，当然就是为了全力保全漕运安全，故而让黄河为漕运让路，元代之志，当然更不在治河，而在“填河”“造河”。
如果说宋代是利用山川为形势，造成以邻为壑的防守，那么元代的喝令三山五岳搬家，让龙王改道，算是破除了大禹治河的九州规划，尤其是，元代为了漕运建设，废弃了800多年行之有效的王景东汉大河，强行改变了黄河天然归海的河道，驱使黄河穿越鲁、皖高耸的丘陵地带而南去，这势必造成“黄河爬楼梯”之态势，从而犯下了治水的大忌讳，而黄河水患的根底，自此埋下。
中国的行政区划，原本乃是按照自然地理的“形势”所做出的历史安排——中国之地利，天然造成所谓的“形格势禁”，便是指此。
行省制度，就是元代的发明，明清因袭之，而这种“蒙古划界法”，可谓贻害无穷。元代持塞内外大一统之强势，力推“行（中书）省”制，跑马圈地，强行划分行政区，这一举措简单粗暴，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按照山川河流形势来进行行政划分的原则。讲论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利之关系最透彻者，莫如魏源。元之行省，尽废《禹贡》之“九州”，这是很大的问题。他这样提出：
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今惟此条改正。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经略或至七镇，总督总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地无常界，兵无常将，而藩镇控制之宜并失。崇论闳议，上下古今。虽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则形格势禁，未尝不可以扩论世之胸，资远猷之告。
中国的行政区划，是以山川为主，州郡为宾，故不可强更，元代惟务侈阔，实行合省、大省制，大而化之的结果是，一省有事，天下不安，一河发水，天下震动，这是重要的历史教训。
由于黄河不得不爬楼梯而南下，黄河上游河道不断抬高，更人为地造成黄河泥沙淤积加剧，为保运河，则不得不放黄河水淹河南、鲁西、皖北、苏北，使这些主要的粮食产区，变成了黄泛区，当年大禹治水的模范区——古兖、青、徐三州，成为“被牺牲的腹地”，于是明清两朝，便不得不竭尽全力于河工，但黄河的淤积速度却势不可当，明嘉靖后期，黄河多次决口，朝廷疲于奔命，不得不陷入敛财与治河的恶性循环。而清代国家最大的开销，当然就是治河，康熙一生，奔走于黄河、淮水与长江之间，不惜精力与财力以治河，这就是既要保证漕运的畅通，又要杜绝黄河水患使然。治黄河保漕运，可谓清代政治重中之重，故魏源感叹说：“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
正因为治河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康熙以降，方才有“靡费事小，节省罪大”的定例，于是治河之费，与日俱增，在国家财政富裕的康乾盛世，这还算是一件万民称庆的德政，但是，与日俱增的治河经费，最终还是成为压垮清代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大量赔款、军费极大地削弱了清的国家财政，然而，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今兰考铜瓦厢决口，大河终于挣脱束缚北归，夺山东故道，复由利津入海，元代以来数百年强挽黄河南下的政策至此全面失败，且黄河更在山东阳谷之张秋拦腰斩断大运河，从此北方运河断绝。
鸦片战败、黄河决口、太平军兴、捻军造反、漕运断绝，灾民遍地而成匪、漕运废而国家财路绝、外国赔款与军事挑战接踵而至——天灾人祸一同降临，实可谓是天欲亡大清，非人力所能救也。
魏源言道光以来清代财政危机二根源：“是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币之大漏卮也”，这可谓是极其深刻的洞见，然而，清代之所以靡费于河工，最终反而江河鱼烂，人或为鱼鳖者，其过当然并不在康熙、靳辅，因其罪远在宋、金之凭河御敌（后世蒋介石亦有炸花园口御日之劣政），远在元代为保漕运而强行挽河南下的片面思维——这充分地表明：一个错误的政策，可以贻害百年、数百年，而这是历史学家不可不深察的。
三山五园
康熙皇帝，自（1661年）8岁登基，到69岁病逝于京西畅春园，在位61年，是清代在位最久的皇帝。
在这61年里，他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驱逐了盘踞雅克萨40年之久的俄国远征军；康熙二十四年，设立吉林、黑龙江驿路，共19个驿站，形成了东三省的行政建制；他三次亲征噶尔丹，彻底结束了蒙古各部的纷争，设置了中央驻藏大臣制度，收西藏入版图。晚年，他更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入侵者，将西藏彻底纳入中央治下。自唐盛世以来，中国的版图从来没有像康熙时代那样辽阔过，所以《清史稿》评论说：康熙皇帝是守成之君，更是开拓创业之君，清王朝的基业，中国的版图，实际上是由康熙草创的。
魏源这样评价康熙的历史贡献：“世咸知乾隆新疆辟地二万余里，然准、回二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径一围三，故得周二万余里。康熙中，收西藏，东西南北各五六千里，是已周二万余里。又收青海，收喀尔喀，青海东西南北各二千余里，喀部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其周又逾二万里。是康熙中，拓地己周四万余里，更廓于乾隆。”
康熙五十九年庚寅，即1722年11月13日，清圣祖康熙病逝于畅春园清溪书屋，这里是他晚年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就是在畅春园，晚年的康熙皇帝指挥了攻打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的战役（康熙中，绰罗特浑台吉死，其子僧格立，僧格死，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立，噶尔丹身为僧格弟，却杀准噶尔汗僧格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立，而僧格次子即为策妄阿拉布坦），命抚远大将军胤禵（皇十四子）挥师挺进西藏，最终驱逐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入侵军队，并设立了驻藏大臣制度。
畅春园是大清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皇家别墅，位居畅春、圆明、静明、静宜和清漪清代五园之首。它的基础，本是明万历皇亲武清侯李伟（即万历皇帝的外祖父）的别墅——清华园。明代的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荡漾，雕梁画栋，鳞次栉比，号称都下第一名园。武清侯是万历生母李太后的老爹，权位熏天，炙手可热，连当朝宰相张居正都奈何不得他，故明代清华园以极尽奢华著称，便是很自然的。
女真人是在今黑龙江阿城的一个小村子里建国的，在村子里办公，这是女真人的传统。清初，康熙皇帝对此园做了改建，洗尽前朝铅华，极力恢复自然风貌，以体现满人不尚虚华的祖训。康熙对改建工程有明确要求：“曲房邃宇以贮简编，茅屋涂茨，略无藻饰。”这位千古一帝像村干部一样住在这里，始终保持着女真人长于渔猎的优良传统，他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打虎和捕鱼这两项，畅春园湖区因此成为他休息时打鱼、沐浴的好去处，康熙在湖里游泳，还经常将他自己逮到的鱼赏给表现特别好的官员。当年一位经常进出畅春园汇报工作的官员描述此园说：“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迷离，红英烂漫。土阜平坨，不尚怪石也；轩楹素雅，不事藻饰雕工也。”可见康熙时代的畅春园并不奢华。昔日的畅春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今天已完全旧貌难窥了。唯一的幸存物，就是孤零零两座庙的山门。其中恩佑寺，就建立在清溪书屋门前，因清溪书屋是康熙的宴寝之所和逝世之处，故雍正特别建此庙以示纪念；而恩慕寺，则是乾隆皇帝为其生母所立。今天唯一幸存的两座山门，面向北京大学的校园，提示着当年畅春园的位置和方向。
康熙一生立志治理黄河，“治河工”为其毕生不懈的努力。而臣工百官中，得到他最高评价的，竟然就是主持黄河工程的靳辅。康熙为靳辅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怕排斥打击的品格所感动，他褒扬靳辅是当朝最杰出的官员。
康熙二十八年下诏南巡，亲自查看黄河工程，二月辛亥，过钱塘江到达会稽山，祭祀大禹陵，康熙亲自撰写祭文，文中自己称名，行三跪九叩大礼，在碑额上题写“地平天成”四字，康熙非常崇拜大禹，也对于黄河问题有精深的研究。因此，在治黄问题上，他最反对教条主义，康熙四十年，浙江巡抚、治河大臣张鹏翮请求将本朝治理黄河的方略编纂成书，结果被康熙训斥了一通：朕对于治理黄河的书籍，无不遍加披阅，而世人大多是坐着说容易，不知道做起来的困难。黄河之水无定性，哪里能用一种固定的办法就可以制伏呢。当世的方略编辑成书，希望后人照此办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扪心自问，也难以自信。你张鹏翮不妨自己编起来试试！②
康熙皇帝一生南征北战，除了组织和参加高层的集体学习活动之外，厌恶在紫禁城里待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是刚刚率领八旗子弟到热河野营拉练归来，方才一病不起。而除了出征塞北之外，他毕生主要就是奔走在三条大河之间：黄河、淮河与长江。康熙四十六年，南巡驻跸杭州，下诏说：朕近年来因为视察黄河，驻跸在淮河之上，江浙二省的官员百姓吁请临幸，朕勉力顺从大家的心意，渡过长江而南来。现在正值二月麦禾将熟的时节，百姓沿河拥观，难免践踏麦禾，命令他们务必免于迎送。③
所谓“江、浙二省官民吁请临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这当然是官话，而“方今二麦垂熟，百姓沿河拥观”，严令不能因围观而踏坏了麦子，这却是实话。江南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自明代初期，苏州一府的税银就占了全国税收的一半，清代江浙两省的税收，更是国家的主要财源。因此，江南的收成好不好，税收足不足，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能力，决定了国家是否有力量治理黄河、平定边疆、反抗外来侵略者。而反过来说，也只有边疆安定，黄河不发水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所谓“西部为体，东南为用”，说的就是将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成果，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所用，特别是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这个深刻的道理，而同时，只有西部和中部的安定，才能为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创造根本的条件。黄河、长江和淮河的关系，边疆与内地、南方与北方的关系，便是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视野中，密切地联系起来的。
康熙不仅是马上的皇帝，更是中国历代君主中比较重视读书学习的一位。他坚持 “经筵”讲习制度，更是坚持不渝地实践这个制度的楷模。即使在三藩皆反，国家处于严峻危机的关头，他依然坚持亲自参加“经筵”讲习：“圣祖亲临经筵，令每日进讲经义如常。”
手不释卷是《清史稿》中所勾勒的康熙的主要形象。如：康熙二十三年，南下视察黄河工程途中，船泊燕子矶，康熙读书到夜里三更。侍臣高士奇劝请说：圣上身体过于劳累，应该稍加节制休养。康熙则说：我从五岁开始读书，常常读书到半夜，读书乃是我平生最大的乐趣，读书怎么会感到疲倦呢？④
康熙读书涉猎范围很广，他的汉学造诣与蒙古文、满文水平都是极高的。读书的兴趣所至，也展示了他胸怀天下、放眼山河的情怀，他对中国的山川形势，有着超乎寻常的战略家的洞察。
康熙四十八年，他与大学士李光地讨论天下山川水脉问题，认为泰、岱各山自长白山来，故齐鲁与东北山河本是一脉相承。黄河没有到达积石山之前是伏流，并指出蒙古文的著作已对这种情况记述得很详细，长江的源头出自昆仑山，到达岷山才不是伏流。⑤
在康熙的视野里，东北的山脉，是个几字形，最东部的长白山，向南延续到泰山，而北面的一横，是小兴安岭，西边的一纵，则是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向西，接上了阴山山脉，大兴安岭南下，接上了吕梁与太行，而北京，就处在大兴安岭、阴山、太行山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叫燕山山脉。北京，就在燕山与军都山的脚下。
从今北京北的怀柔、延庆出发，沿着太行山再往南，这里是北京的门头沟和房山，即周代的燕京。
由古燕京继续沿着太行南下，太行山上的小县叫平山，阜平不富，平山不平，平山是白毛女的家乡，这里有一个小村庄叫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北京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
平山与石家庄之间，就夹着千古雄关井陉关，井陉关，是中原通往山西的门户，关西，是山西阳泉，而东出井陉关，面对的第一个县城，叫正定。
正定，魏晋时代叫常山，是赵子龙的家乡。唐代，颜杲卿在这里做官，率先起兵抵抗安禄山，堵住了井陉关。公元960年，赵匡胤从开封出发去正定，抵抗契丹入侵，中途发动陈桥驿兵变，建立北宋。正定属于河北，联系着中原，因为从这里转过太行山，就是开封。
把长白山与泰山联系起来，把大兴安岭与阴山，与太行、吕梁联系起来，把太行与北京、山西、河北联系起来——把长江与昆仑联系起来——这就是康熙的视野，从这样的视野看天下，从天下的视野看北京，我们能看到什么？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北京就在太行山下。
打天下，无非是“我们在太行山上”，坐天下，无非是“我们在太行山下”，上山伟大，下山更不容易。
没有太行做依靠，北京就没有退路。
在康熙皇帝的视野中，从太行到阴山，从阴山到大小兴安岭，整个北方和西部都处于拱卫江南经济中心的战略位置，“天子守国门”，北京也不仅仅是首都，更是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重要战略屏障。
自康熙到乾隆年间，清逐步修建了京西北的“五园”，其规模之大，超过了紫禁城。从此也将皇帝的主要办公地点由北京城里的紫禁城移到城西北，便是基于上述战略因素的考虑。
总体上说，中国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而北京城，其实就处于这个由高而低的中国大陆梯级的最后一个平台上。因此，从历史上看，一旦在漠北形成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北京就成为必须死守的军事重镇。而每当这种情况出现，则会围绕北京出现三种态势：如果争夺在阴山一带展开，那说明中原王朝还能守住戈壁草原的南端，倘能巩固樊篱，战略上也就不至于出大麻烦。但如果阴山失去，便会处处挨打，消极被动，穷于应付，明与北宋的情况就基本上如此。
而如果双方争夺在燕山，那可又算是等而下之了，也即第二种态势，如果东边的山海关和南边的井陉关这两个大门洞开，中原政权只能凭军都山和居庸关死守西部。其实情势已经是岌岌可危，北京如覆巢，江南如危卵。而一旦昌平军都山再失守，则幽燕全失，中原大门洞开，取江南便如同探囊了。李自成进北京坐龙廷，屁股还没焐热就仓促退向南方，被一路穷追而无还手之力，正是因为他迅速面临这样窘迫的情况，而这也就是所谓第三种态势。
反过来说，北京城及其周遭的地形特征为南低北高，而扼住了北面，也就等于居高临下，扼住了北京的制高点。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政权即使丢掉了南方和中原，只要它能守住阴山，就等于守住了从山西娘子关到甘肃嘉峪关的半壁江山，那无论如何仍然都还有两分天下、东山再起的希望。
由于清八旗军的主体取满蒙世袭兵制，故将行政权力机构北移，有助于与蒙古各部落沟通接触。一旦北京有事，国家行政机构更可以迅速沿太行山南下，经井陉关进入山西，借太行、吕梁，黄河这两大屏障，抵挡和遏制一切南来之敌，或者，经承德、山海关退入东北，以图东山再起。
从地形上看，北京城本身有两个天然屏障。第一屏障，乃是从城西五园到居庸关一线，以十三陵的制高点（军都山）为中心。具体而言，由京西五园往北，驻守着八旗野战部队（故今尚有西三旗、西二旗之地名），军事拱卫直到昌平。至昌平则军都山陡起，在这里形成了通往漠北草原的第一阶梯。
由此再往北，则有阴山横亘，从而形成北高南低、与第一阶梯地形相同的第二个阶梯。至此，阴山的防线则以北方的大戈壁草原为樊篱，即使有大规模的兵团由南往北攻，它也不敢轻易进入这块飞沙走石的中国腹地。换句话说，一旦守住军都山和居庸关一线，则南来之敌就难以继续北进，深入至山西、内蒙古和东北的中国腹地。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手握北方腹地，居高临下，甚至北京暂时失守也不要紧，只要能从北京城顺利逃过了军都山，从而进入第二条北方战略防线，敌人也就基本拿你没什么办法了。元朝崩溃后，北元政权之所以能够离开大都撤入草原，再与明朝分庭抗礼，继续存在了近百年，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手不释卷的康熙皇帝将八旗精兵摆在从畅春园到军都山的第一阶梯，又将满蒙骑兵为首的最为强悍的部队摆在从居庸关到阴山的第二阶梯，他的深谋远虑，完全是出于占领中国北方制高点，居高临下，凭险而守的考虑；甚至是从最坏处为后世子孙做出了安排和打算—— 一旦前门进虎，庭院失守，那么还有一个非常牢固的后院可以支撑大局。
伟人之所以叫作伟人，正因为他们性格中有彻底悲观的一面，居安思危，如履薄冰，逢事敢从最坏处打算。康熙五十二年，他批评给他祝寿和祈福的做法，以为此举令自己“实觉愧汗”。“万国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祝延者当以兹为先。朕老矣，临深履薄之念与日俱增，敢满假乎？”
《清史稿》记载，开创了康乾盛世千秋基业的康熙皇帝，却起码有两次表达了对于清王朝前途命运的深刻担忧。
一次是康熙四十九年，谈到了台湾问题和海防问题，预言“他日台湾不无可虑”。上谕说：现在天下承平日久，曾经沙场战阵的大臣已经不多了，而熟悉海上用兵的更少。台湾虽然平定了，但是日后台湾问题是非常值得担忧的啊。朕甲子年南巡，由江宁乘船，到达黄天荡，江风大作，我尚能独立船头射杀江豚，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但后来渡江，就渐渐感到心跳，去年再渡长江，心里竟然感到害怕，这都是年老的缘故。我询问其他老将军，大家都是如此。现在一旦海上有事，要依靠年老的将士们再去奋勇效命，这怎么能行呢？看起来，将来我们可能会在海上吃败仗啊！⑥
再一次是他去世前三个月，即最后一次率领八旗子弟到热河野营拉练途中。圣祖驻跸热河，乙酉，谕令大学士：有人说我塞外行围打猎，使军士劳苦。不知道承平日久，难道就可以忘记武备吗？你们哪里知道，屡次兴师出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都是平日严格训练的结果啊！⑦
康熙时代不但奠定了中华的近代版图，更使得中国版图向西部扩大了一倍，从而在战略上为中华民族准备了一片广阔的“后院”。对于首都北京来说，正由于有了军都山到阴山之间步步为营的两道战线，才有了一块回旋的余地和空间。800年来虽然经历数不清的内忧外患，但北京依旧实现了作为首都的复兴，如今站在畅春园这一片废墟上想来，造成这奇迹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北京背靠燕山，西凭太行，东临渤海。东、北、西三面的奇峰峻岭，是它的天然屏障，只要扼住从昌平军都山到阴山一线，北京与东北和西北的道路就畅通无阻，而与南方的交通既可通过海道上下，也可利用运河来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进可攻，退能守，因此，北京就成为一个能不断“从头越”的城市，甚至是一个不断能从灭顶之灾中巍然屹立起来的城市。
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北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它与北方、西部以及广袤的亚洲腹地的联系，正因为北京身后站着中国北方和西部，中华帝国的首都是通向深不可测的亚洲腹地的门户，北方、西部和广阔的亚洲腹地，才是北京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而一旦丧失了联系西北与东北的地缘战略优势，北京就是脆弱的；一旦通向东北和西北的咽喉要道被卡住，北京就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离开了广大的西部和北方，北京就失去了它的“后院”和制高点，北京就将没有力量。
北方——出太行到阴山，这是北京的靠山，而江南乃中华之软肋。地理条件决定了战略布局，而战略布局又决定了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
西部为体，东南为用
形格势禁，简称“形势”。
讲形势，一讲地理，二讲历史。形势是否一片大好，这不是靠吹牛。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待“发展”这个大问题，便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论。一个结论认为：好的发展模式与坏的发展模式，都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历史的积累导致了文化和制度的偏好，因此，那些率先找到好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的积淀和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就会一直富裕下去，比如近代以来的欧洲、美国和日本。而那些贫穷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则积重难返，即会越来越贫穷。
这种观点认为：发展模式和文化、制度模式一样，作为历史积淀的结果，一旦形成，便是很难改变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发展模式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当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那些导致成功发展的有利因素，却会转变为制约发展的不利因素。这就是关于“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tunes）的理论。
我认为，清王朝的历史最符合后一种关于发展的历史解释。
康乾盛世持续的时间非常长，盛世是由康熙时代奠定的，康熙去世后54年，即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那一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而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依旧指出：中华帝国代表着“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市场，比整个欧洲市场还要大，这个地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要富裕。
由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互相依赖的模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其一，鼓励江南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但同时要求这个地区以“协饷”的方式对中西部地区加以财政支援，并且承担国家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边疆建设方面的主要投资。而所谓“协饷”，类似我们今天所谓的“转移支付”制度，只不过，今天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比清代还要强大得多。
其二，中西部地区则承担着拱卫江南和中原的战略使命，这里是兵源和军需的主要来源，也是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入关后，随着统一的清中央政权的建立，八旗军直属国家，而不再归旗主节制，并被划分为保卫京城的禁卫军“禁旅八旗”、驻防全国的常备军“驻防八旗”，而“驻防八旗”就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部地区，分别为热河围场1.7万人，张家口2万余人，东北4万人，西北1.8万人，兵力分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八旗精兵。⑧
其三是实行大规模免税、藏富于民的政策，刺激经济持续发展。全国性的免税，特别是免除中西部地区的税收，这是康乾盛世的主要政策特征。康熙三十六年下诏：连年军队出征，都要经过山西地方，山西迎来送往、筹备军需，十分辛苦，故免除山西下一年的额赋。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更分批免除全国的钱粮，三年轮遍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免税行动。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的钱粮地丁，察明全免，历年拖欠的赋税，一体豁免，康熙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当免税的省份，依次实行，诏书立刻颁布，让天下百姓都知道不必缴税的盛举。⑨
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代，欧洲与中国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但这却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欧洲越来越富，中国越来越穷，而是恰恰相反，自16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的数量不断上升，到1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无产阶级，但在同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比例却还不到l0%。大部分的中国人要么拥有土地，要么是拥有土地长期使用权的佃户，而非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手工业的发展，更使得市场的范围扩大，劳动者收入提高，1770年，江南地区人口达到3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地区。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研究指出，中国之所以在1800年没有发生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革命，这里的原因起码有如下四个：一、财富比较平均，农村相对富裕，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差别不大，更缺乏欧洲那样除了劳动力之外便一无所有的大批无产者，财富也没有集中在少数城市，因此，缺乏人口和财富向城市不断集中的冲动。二、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缺乏煤炭资源，不利于发展重工业，主要以轻工业和市场扩大的方式，通过提高劳动效率获得了长足发展。三、西部和北方边疆的长期安定，为经济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制造了条件，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反过来为中西部地区的水利工程、社会事业提供了资金和帮助，从而形成了东西互补的良性循环。四、随着边疆的安定，国家削减了税收，特别是大规模削减了军事开支，这种大规模的免税使得经济发展得以持续，但长远看，却使得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持续下降。⑩
18世纪中国出现的康乾盛世，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历史性成就，其规模之大、涉及人口之巨、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康乾盛世的发展模式对于未来的启示，依然值得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而这就是亚当·斯密把中国当作欧洲效法的榜样的原因，斯密当然不可能预见中国发展模式在19世纪会遇到严重挑战。但是，今天看来，使得中国陷入19世纪以来严峻危机的原因，也恰恰就是促使其在18世纪登上人类发展最高峰的那些因素。或者说——康熙皇帝将清王朝推向盛世，但也正是他所制订的那些政策和发展模式的长期实施，却又把中国导入19世纪以降的危机之中。——而且，更加令人感慨的是：对于这种危机，“临深履薄之念与日俱增”的康熙皇帝本人，在他的晚年都曾有所预见。
首先，康乾盛世发展模式的实施，是建立在江南地区经济的和平、稳定、持续发展基础上的，更是建立在这种发展可以长期得到安全保证的前提之上的，只有如此，这个地区方才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康乾盛世的发展模式假定：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威胁，只可能来自西北和东北方向，而这也就是清王朝格外重视西北、东北问题的原因，朝廷将八旗精锐主要部署在西北地区，其目的也就是为了维护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康熙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特别是他提出如果强虏从海上来，将如何应付，如果清朝在海上吃了败仗，将会产生何等后果，“他日台湾不无可虑”——这些预言都表明，康熙本人对于康乾盛世的发展模式之可持续性，尤其对于海上安全，存在着深刻的担忧。
其次，大规模的免税政策，可以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藏富于民，但是，它也必然会对于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建设项目产生威胁，特别是会对水利、军事建设产生剧烈影响。内藤湖南的研究指出：随着大规模免税政策的持续实施，康乾以来，军队缺饷的情况日益严重，而到了嘉庆时代，军饷的足额发放竟已经不可能了，军队的饷银最多只能拿到足额的七成。11康熙临终前反复强调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建设问题，这表明：他已经看到了军队战斗力下降这个严峻的事实。
康熙五十六年，即在去世前3年，他讲了一番话，表达了这位“金戈铁马平三藩，弯弓射雕安漠北”的一代天骄内心深处的深刻不安，翻译为白话，内容如下：
帝王治理天下，务必以敬天法祖为根本，因此，必须集合天下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将四海公利以为自己的利益，在天下承平时居安思危，在没有危亡的时刻不忘保家卫国。日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就是为了长治久安。
自8岁继位，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70岁了。当即位二十年时，不敢奢望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预测至四十年；仰赖宗庙之灵，现在已经五十七年了，这不是薄德所能达到的。如今可以算是长寿之人了，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平安，虽然不敢说如今已是天下家家小康、人人富足、移风易俗，但是，要使百姓幸福、经济富足的信念却始终如一。而毕生以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为职责，这忧患也恐怕不是“劳苦”二字所能概括的。
历代帝王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加以讥评和酷评，这可以理解，这是因为书生们不了解治理天下之繁杂、不懂得政治之残酷，这繁杂与残酷，造成了多少帝王承受不住辛劳而短寿。人臣可以致仕，即年老辞官回家，抱子弄孙，怡然自得，但是，帝王的职责是不能推给别人的，舜殁于苍梧边疆，禹死在会稽治水的职所，《洪范》五福，最后一条是“考终命”，长寿不是帝王要追求的；《周易·遁卦》没有提到帝王，是因为人君没有推卸责任的道理，朕怎能与臣子们一起推卸历史责任和失误呢！
读书而手不释卷，这是为了寻求治国安邦的道理，读书不是为了消遣。朕年轻力壮时，金戈铁马平三藩，弯弓射雕安漠北，但没有敢滥杀一人，国库藏金，若不是为了出征和救灾，不敢擅动一分，时刻以节俭自律，不敢忘民生疾苦，每日学习，反思自己的过错，终于达到天下粗定这样一个局面。如今老矣！今年春天以来，经常头晕，身体疲乏，右手麻痹，只能以左手披阅奏报，以免天下惊动。倘若一日卧床不起，有些话就来不及说了。
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人世间的常理，关键是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把心里话讲出来，一吐为快。人们常说帝王者应该抓住大纲，不必事无巨细，但我以为，一事不慎，可带来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可以造成百年之患，故我做事无论巨细，唯恐不慎之又慎，只是担心年老昏聩，将五十七年的奋斗忧患毁于一旦。因此，我在垂老之际讲这些戒骄戒躁、努力奋斗的话，希望大小臣工能够体察朕的苦心，到我死时也可以心安了。12
所谓“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而正是康熙皇帝政治遗嘱中所表达的深刻不安中，包含着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辩证法。
例如，清王朝以为将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西北地区，即可保证江南无虞，这个战略假定，却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无法面对近代西方列强从海洋方面所造成的冲击。而正如康熙所预见的那样，光绪元年，台湾事变，清王朝一下就面临着魏源所谓“兵无饷、国无材”的局面。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南方人北上进京，一般而言，卢沟桥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遥望卢沟晓月，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思绪万千，借卢沟晓月以咏志。而外地青年立志要混进北京、混出个模样的豪言壮语中，比较起来，还是李鸿章的诗写得率直些，很有些当年完颜亮诗词的风格：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本姓许，字少荃，是朱皇帝的小同乡。当年，草莽英雄陈涉、吴广等去当时的边城渔阳（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戍边，走到朱皇帝家附近的大泽乡（即安徽宿县），突然来了灵感，干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杀向北京，“尽掠燕地”。自古以来，今徐州、宿州一线，即打淮海战役的地方，是出人的，朱温就是宿州一带的人。而李鸿章写这首诗的时候大约20岁，也是陈涉、吴广、朱温的年纪；“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李鸿章的诗歌洋溢着愤青式的“豪言壮语”，但也透露出日后曹操式的通脱和慷慨。其中“三千里外欲封侯”“那有闲情逐水鸥”两句正应了后来曾国藩对李“只顾拼命做官”的评价，进京就要拼命跑官，要不就是瞎耽误工夫或者简直没必要到这里来混。李鸿章年纪轻轻就一语中的，看明白了为什么进京、进京干什么以及如何干——那就是要立志把一生献给“崇高的”跑官事业。
当然，《清史稿》对李鸿章也有较严厉的批评，而这批评放在已经进入到“列传”级别的人物中，那也是很突出的，而这就是批评他不讲政治，只讲功利，以为能逮住老鼠的都是好猫：以意气自夸，更好以利禄驱使众人，所以志节之士多不乐意为之效力，结果遇到缓急则无所依赖，终于招致失败，天下人怀疑批评他，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人，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四起，抑岂无因哉？13）
由“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这一句看来，似乎这位李中堂在晚清官场中是不太得人心的，但实际却恰恰相反，晚清的官场，“志节之士”原本凤毛麟角，几乎是个“耗子”的世界，故而李鸿章“好以利禄驱人”，能拿耗子的即是好猫的理论，恰恰是高度符合官情，是很得人心的。关于李鸿章，过去说他是卖国贼，今天则被奉为改革先驱、洋务领袖，乃至民族英雄，可谓一百八十度转弯。说他是洋务派，这也倒是真的，因为李鸿章这一辈子其实从来就没有分清楚当官、从政与做生意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当官就是搞钱，其实也等于做生意：而做生意搞钱还不如当官来得实惠。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所谓“家产官僚制”，封疆大吏们用自己搜刮的钱雇佣私人治理基层、处理国家公务，因为膝下都是私人，所以自然是公私不分——而这种“家产官僚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也就是李鸿章。至于李鸿章在任上大办公司，修建铁路，非法集资，坐收股份红利，如果你以为这个就叫改革，那你也是太不懂政治了。李如此热衷于这样的改革，在于他正是通过这种改革才把海陆军军费、地方税收、他省协饷统统抓在手里，他把治国当成了开公司，将多少国家税收中饱了私囊，只有老天才知道。
进京是要当官的，当官是要先拜码头的，晚清官场里面最大的码头无非是李鸿章和张之洞。1900年，这二位联合刘坤一一起演了一出“东南互保”的好戏，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们三个封疆大吏为保存实力，联合起来做乡愿，把中国官场的韬光养晦、死不出头的气功发挥到出神入化的田地。北京城为八国联军所毁，许多未能逃走的京官举家自焚，三位封疆大吏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作为手握雄兵的朝廷干才，这三个家伙对于北京城被毁，无论如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张之洞究竟是什么人，同时代的梁任公早就说得明白：“庸腐奸险，貌托维新之疆臣如张之洞者”——他的主要的改革贡献，其一是以“引进外资”之名广借外债，“以供目前之挥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则其责任非复在我云尔。”其二是卖国有资产，通过修铁路做借债之抵押，外债既然还不起，“凡借款所办之路，其路必转至外人之手，路归外人，而路经之地及其附近，岂复中国所能有也”；从卖铁路到卖土地，“卖光”是张之洞所代表的洋务运动一脉之实质。其三是建开发区。所谓“东南互保”，不过是借洋人之威吓唬中央，“将长江一带选举、黜陟、生杀之权，全移于外国之手。于是扬子江流域之督抚，生息于英国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长。”而外国列强灭亡中国的方法，其实就是鼓励中国朝内的所谓“洋务派”地方大员“独立”“互保”，梁任公痛切指出：“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分之，东南互保，开群雄以利用之法门。彼官吏之自以为目前得计矣，而遂使我国国民自今已往，将为奴隶之奴隶而万劫不复。”从借外债开始，进而以出卖企业、出卖资源为“引进外资”之条件，最终以鼓励地方大吏与中央分庭抗礼为目标，这就是梁任公所谓洋务派与列强相勾结的“灭国新法”。14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率先提出的，李鸿章看到了历史的大变局，指出了清王朝的大麻烦。
筹海条陈这份著名的奏折，确有两点值得深入思考。第一，他指出：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历来是清朝的经济中心，而非军事中心，所以在海洋帝国主义的打击下，这个地区不可能有军事上的还手之力；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卷入了近代西方主导的市场体系之中，这个原本的中国经济中心，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和一部分。这样一来，它就不能再起到以自身的发展支持中国中西部发展的作用，而大量的赔款，也使得中国国家财力枯竭，没有能力继续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结果就是：东南沿海的危机，势必导致了中西部的危机，或者说，正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脱华入欧”，方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最终更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因为贫困而陷入起义和混乱。
第二个便是李鸿章所说的“振奋无由”，即国家复兴没有抓手。他这里的“抓手”，指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准备。自康乾以来，军队的大规模缺饷，是其丧失战斗力的主要原因。而兵源枯竭、素质退化，尤为大问题。清中期之后，八旗军队就已经丧失了昔日的战斗力，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就不得不依靠地方自筹练勇了。此后，“勇”就代替了“兵”，曾国藩的练勇之所以有战斗力，主要在于其军需和军饷的充足，而湘军充足军饷的来源，则在于曾国藩大肆起用地方胥吏，以代替士大夫为其理财——即他的钱主要是通过刮地皮得来的。既如此，湘军成为地方军队，或者是曾国藩一人的军队，这也就不可避免了。
清朝崩溃的最直接原因，其实就在于其兵制的弊端。严格说来，八旗军制是中央领导下的世袭兵制，它既不是鲜卑六镇的部落兵制，也不是唐太宗时代中央控制的基层征兵制，而是处于其间的一种过渡性军事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清朝的军事制度设置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军事制度在面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落军队时，固然能够摧枯拉朽，但是，当面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军商合一、全民皆兵的军事动员制度时，其制度缺陷就立即暴露无遗了。
因此，清朝末年国家权力的最终失控，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最突出地看到。其一就是：东南沿海既然成了前线，成为赔款和自强的核心区，随着这个地区在经济上越来越融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市场秩序，它也就越来越难以为中央权力所控制。而近代中国的“乱党”，特别是立宪派，说白了其实就是“南方党”和“南方势力”，他们都代表着近代以来南方力量的兴起，或者说：代表着这种势力的兴起，对于清“西北为体，东南为用”的治国方略的挑战。
其二则是西方列强的军事挑战。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清王朝要振兴、要免于覆灭的命运，从根本上说，那就必须通过改革军制、抓牢枪杆子。而清季世恰恰又在改革军制和抓枪杆子方面，犯了巨大的错误。1901年，清朝决心按照西洋军制创立现代军队，建立武备学堂，解散绿营和防勇，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招募和训练新军的机构，这个设想用意本身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中央财政没有钱，练兵还是要地方财政提供经费，所以，要把地方的新军——特别是张之洞、袁世凯和李鸿章的军队统归中央节制，这其实是办不到的；而毛泽东所谓：“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这其实是说到了清季世一切改革都落了空的根底。何况，清王朝军队国家化的实质，不过是军队的重新满族化，特别是要由皇室宗亲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这名曰维新，实际上却等于沿着错误的道路不思改悔地走下去。而如此军事改革，自然不可能得到地方大员的支持，相反，只能使得地方大员变本加厉，拥兵自重，使得军制改革沿着地方化的道路走下去，最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袁世凯这样的近代军阀势力，导致新军阀左右国家的局面。
清季世，国家既不能满足南方系分享权力的要求（即不能回应“立宪派”的鼓噪），同时，又不能节制北方的新军和军阀势力，更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最终在南方立宪派、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多重打击下，陷入崩溃和瓦解，便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清王朝瓦解之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而蒋介石最终成为南方财阀和帝国主义联合支持的新军阀势力，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以孙中山先生美好的愿望为转移的。梁启超更认为，孙中山与袁世凯其实只有层次的高下，实际上，蒋介石与袁世凯就更是一丘之貉了。于是，从此后的中国，必然要陷入南北各路军阀彼此混战的大动乱年月，归其原因，寻根溯源，则在于清的制度设置特别是军事制度设置出现了严重缺陷。这种制度重在西北大陆的陆战，而不能应付帝国主义来自海洋方向的军事挑战，地方督抚手握兵权，这便使中央不能应付军阀势力的崛起。于是，中国要完成现代化，首先要过军事制度现代化这一关，而要建立现代军队，在历代统治者看来，第一需要有钱，中国没有钱，就只能借西方列强的贷款，由此，中国就不能不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便是中国近现代史之困局的根本所在。
密折制度：“帝王仔户无可旁委”
康熙当然是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作为封建皇帝，他更着有致命的弱点，或者历史的局限性。他的这个弱点，简而言之就是“帝王仔户无可旁委”“帝王无退藏之余地”，故谁也不可完全信托，正因为谁也不可完全信托，他才发明了密折制度，鼓励官员互相举报——正是这个精心设计的制度，在重大抉择关头，坏了清王朝的大事。
道光七年（1827年），延续7年之久的西北张格尔之乱平定。然而，13年之后的1840年，清王朝却在鸦片战争中战败。鸦片战争，不但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的转折点。而对亲手平定了英国人所支持的回疆之乱、正踌躇满志的道光皇帝来说，鸦片战争的战败，却是一场完全出乎其意料的失败。
因此役之败，绝非败于清军武器落后。在战争过程中，清军采用了“火箭、火弹、喷筒、扛炮”等先进武器，其中喷筒，是引自阿拉伯军队的火油喷射器，对英军的木船和军队具有可怕的杀伤力，更有“佛山运至新铸八千斤大炮，本为洋人所畏惧”。鸦片战争的失败，首先是指挥上的失败、用人的失败，是社会组织能力失败在军事斗争中的集中反映，是清王朝内部自上而下全面“内讧”的结果。
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道光十八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禁烟之策，言国家财政困难，商民交困，原因在银贵钱贱，而银贵之由，则在“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此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其国人吸食，而专以诱他国，以耗其财”，黄主张“请仿周官用重典，非雷厉风行，不能振聋发聩”，此策为道光所接受。
而林则徐治粤禁烟的第一阶段：即打击洋商与广东水师勾结，“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且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招纳壮丁五千，组成“海岸警备队”，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终造成英人交烟、认罚、乞和的结果。但是，林则徐禁烟的迅速成功，以及义律为代表的英国方面的迅速妥协，却在清王朝内部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反应。
首先，道光皇帝本人为迅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竟以为林则徐“周官重典，雷厉风行”之铁腕，还十分地不够凶猛，竟下诏说：“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同时接受大理寺卿曾望颜之奏，下诏“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且准备禁海。而由于“林则徐立陈不可”，此议方罢，但是，林则徐却为此举付出了代价——道光从此遂对林有了“挟治粤之功以自重”的忌惮。与此同时，林则徐治粤之功，在朝中更造成了巨大反弹，大吏僚属们纷纷密折上书，吹求林办事不力，军报不实，有罪无功，其中尤以直隶总督琦善攻林最为卖力，于是，道光竟立即下诏革林则徐、邓廷桢职。
林则徐被革职，这是鸦片战争的真正转折，而继任者琦善到达广州后，一面大整林的黑材料，一面将林则徐的海岸警备队全部裁撤，于是兵勇失业，怨声载道，琦善更指广东人皆为汉奸，日夜搜捕，遂造成人心丧失、一城风声鹤唳；琦善不但对内解散武装，而对义律更是多次设宴宽待，引为兄弟，广州虚实为义律所尽知，于是英军发起突袭，里应外合，广州一朝失守。
林则徐在一片大好形势下突然被撤职，转而由攻林最卖力者琦善接手广东，由守、战而为抚、款，这种匪夷所思的安排任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首先就要归咎于清的“密折”制度——而这一点，恰恰又正是康熙的“伟大”遗产。
密折制度，正式见于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二十日《起居注》：
此外有所不得闻者，令各省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俱因请安摺子附陈密摺，故本省之事不能欺隐。
而这便等于公开鼓励封疆大吏以下各级重要官员，以互相整黑材料、打小报告的方式开展窝里斗。叶适说：宋代以来，为了防止大臣造反，州郡的权力大为削弱，郡守无兵权、财权，徒安坐空城，受词讼而已，在辽金的进攻下，如此郡守自然不能守城自保。宋代的统治者，忙于“治官”，但却偏偏忘记了治国、治天下，这就必然要“任用懦弱畏谨之人，排斥刚健有为之士”。而清的密折制度，则更使得朝廷官员日夜生活在惶恐畏惧之中，这种制度，违背了“用人不疑”的常识，林则徐被义律称为“真好总督”，却毁于密折奏事的窝里斗，这就暴露出清代政治在用人方面的极大失败。
此时，朝廷中“浙闽总督颜伯焘、浙江总督刘韵珂、署两江总督裕谦，先后密疏，陈林则徐、琦善守粤功罪”，而这番“密折运动”又再次打动了道光，于是琦善被索拿治罪，“上震怒，于是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旨”，遂命奕山、奕经调集陕甘大军，另招募北勇，开赴沿海剿寇。然而，陕甘军队不善海战，“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有动斥为汉奸”，于是南方水勇哗变，为英人内应，从而形成了由汉奸带路、传教士（如编有《华英字典》的马礼逊）为间谍、沿海海盗为前锋、黑夷（印度人）为主体，白夷（英国人）殿后的“大军”，“寇”自是越剿越多，东南沿海形势至此不可收拾。
清代的密折奏事，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式的组织制度、破坏了朝廷的任用制度，遂有大敌当前，用人多疑，政策反复无常的“自乱”；而满汉分隔体制，又极大弱化了军队的组织能力，而将沿海百姓动辄指为汉奸，这更是清王朝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突出表现。于是，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指出：在大好形势下，朝廷竟然听信密折，撤换林则徐而改用打小报告的琦善，改林则徐之“守战”而为琦善之抚夷、款夷，这种“款夷”起到的作用，正是长夷之志气，灭自己威风，乃是“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而继琦善之后的奕山、奕经，不知发动沿海当地民众抗英，而以陕甘大军和北勇劳师袭远，这种以陆军大兵团征剿海盗的方式，不但不能对抗英国海军的机动性，反而激起沿海民变，故此战即是“浪战”。鸦片战败，问题不在战、守、和、款，而在用人的混乱、政策的混乱、指挥系统的混乱，于是战、守、和、款皆不得其时，两年之内，靡币数千万，局面却由起初的主动，变成彻底的被动。
魏源指出：“诚能择地利，守内河，渐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如林、邓之守虎门、厦门，先以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鸦片战争绝不至于造成如此败绩。
故曰，鸦片之役，败在清之用人、指挥失当，败在清王朝上下的全面内讧，败在清之国家组织能力的日渐崩溃。
马克思论鸦片战争：
中国、俄国与西方
鸦片战争，并非是“自由贸易”与“闭关自守”之争。清固无自守之道，而英之目标也不是“自由贸易”。
在欧洲对华贸易这个课题上，马克思可能是最大的权威，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显示了远大深刻的视野。关于鸦片战争的论述，竟然很少引用马克思的看法，这倒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止，即开澳门、漳州、宁波、江苏云台山为四个通商口岸，随后又开广州、厦门、上海通商。《清史稿》说：康熙五十九年，因为奉天地方连年丰收，解除海禁，中国船队往来于琉球、日本、朝鲜和马六甲。暹罗大米价格便宜，听任它输入内地，免征关税。15尤其重要的是，在广阔的陆地边界，清一直开放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它一直与沙俄保持着长期的贸易关系。
因此，马克思方才尖锐指出，英法两国的对华贸易其实就是武力掠夺，而不是自由贸易，“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英国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16
而关于中俄之间的贸易，马克思则论述说：
这种贸易是依照176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为主要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仅1853年，双边贸易额就达到1500万美元以上。17马克思还这样预见说，“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指鸦片战争）而停止，欧洲所需要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依靠恰克图这条商路供应了。”
1853年，马克思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首次提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行自由贸易，而是为了确立金本位制、打掉银本位制，英国要获得世界金融霸权、金融垄断，就必须将居于白银经济主导地位的中国击垮，因此，英国所要求的中英之间的“正常联系”，并不是“贸易联系”，而是“货币和金融的联系”——而这才是鸦片战争的本质：
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18
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英国要攫取世界金融霸权，因为货币才是经济的血液。迄今为止，对于鸦片战争性质的论述，还没有出于马克思论述之右者，中国的学者，几乎大都没有看到：鸦片战争造成的，首先是金本位制的确立和银本位制的崩溃。
马克思指出，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对华战争，其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扩大贸易，所以，它使得中欧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地缩小了，从而导致了欧洲的市场危机，而这种市场危机对于欧洲的生产者和贸易商都是不利的，实际上，鸦片战争只对欧洲的金融集团和军事集团有利：
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时，中国却把动乱送到了西方世界。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欧洲的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样的影响。19
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两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显然都不是英国的利益和尊严受到侵犯，而是英国对于中国的武装挑衅和野蛮欺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中英交往中，中国官方表现出的是“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清王朝代表着文明的一方，而英国却代表着野蛮的一方：
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英国的炮火夷为平地，人权遭到野蛮侵犯。——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罪状，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罪状。20
相对于英国领事巴夏礼，马克思更把广州总督叶名琛称为“文明人的代表”，相对于英国强盗，马克思则把清王朝称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马克思的这种论述，似乎有“美化清王朝之嫌”，因此，近代以来，无论思想“左右”，中国学者们自然都很少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言论。
而在《波斯和中国》（恩格斯代笔）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则评论了清王朝即将进行的军事改革，马克思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波斯来说，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完成军队现代化是不现实的，即使中国建成一支西方式的军队，也难以击败这套军事制度的发明者——西方列强。而唯一令西方列强头疼的可能是：“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中国人民发起全民战争，是为了抵抗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他说：“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成为一场灭绝战。”21——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与毛泽东多年后提出的人民战争理论不谋而合。
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则是迄今为止研究鸦片战争的最为经典的文献。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提出两个重要见解：
第一，马克思注意到清王朝长期的轻税和免税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康熙二十三年规定的关税“正额”只有银4.3万两，这一关税定额直到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如19世纪30年代，广州的贸易价值为1700万两的规模，国家获得的盈余最多也就是150万两。根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比较，就茶叶这一项来算，中国政府的税收加上官员的贪污，最多也不会占总贸易额的30%，而仅英国政府对茶征收的进口税就高达90%，是广州发票价格的200%。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格林博格（Greenberg）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则更坦率地指出，英国人总是指斥中国官员贪污，但忘了说明英国远非清廉之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贪污腐败之国，中国官员“勒索的总数，与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对华贸易销货所得中付给英国国库，特别是债券持有人的几百万英镑，那简直是难以比拟的”。
马克思指出：英国支持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海盗行径；中国阻止的不是商品，而是毒品，在这一点上，英国人自称是文明人，实际上却是黑社会，而中国被称为野蛮人，其实则是为了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
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必定会增加的税收。22
于是，相对于英国侵略者，马克思再次赞扬了清王朝以轻税鼓励贸易的政策，更严厉指责英国政府为了扩大收税，不惜支持走私、贩毒的黑社会行径；马克思对于中国政府立场的道义支持和同情，自然很容易被理解为对清政府的赞扬，所以，他的这个论述，也很少被中国学者所引用。
第二，马克思论述了列强对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入侵所造成的三个直接后果：一、列强的入侵，摧毁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消费市场；二、中国人对鸦片的消费挤占了中国沿海对西方商品的消费；三、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衰退，使得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丧失了接济，从而陷入起义和动乱，而这些起义和动乱的目标必将都是西方列强。因此，西方对于中国的入侵，不但不会扩大对华贸易，恰恰相反，它破坏了全球贸易，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英国摧毁了中国市场，但英国自己也不可能在全球贸易中获得任何好处。
马克思的《中国与英国的条约》，则更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文本。因为马克思认为：假如英国不向中国出口毒品，而是出口正当的、符合中国需求的商品，它所能获得的利益，一定要远比勒索赔款的数额多得多。英国为其通过不法、不义战争而获得的不平等条约沾沾自喜，但英国究竟是否可以足额拿到这些赔款，这其实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中国皇帝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而只是同广东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设法从广东省挤出你们亲善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损失吧。”23
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因此，就英国商业来说，合约所带来的只是一项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条款，这些条款或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是中国人无法履行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更反复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从国际局势的角度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一系列战争，可能只会取得一个成果，那就是使得俄国独占了对华贸易——这是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被鸦片所挤占，又被战争所摧毁，而只剩下恰克图贸易还在正常进行的缘故。由于驻防东北的中国军队被南调应付沿海危机，结果俄国又顺势强占了大片中国北方领土。因此，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只是给俄罗斯的崛起和南下制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条件，随着俄罗斯势力在亚洲和远东的崛起，从此之后，世界将面临西方列强与俄国之间的对决，大规模的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恰恰是被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干涉所摧毁了，而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的倒下，就意味着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
东南沿海已经被西方列强占领，东北地区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那么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何在呢？马克思指出：中国并不会倒下，中国的出路在于：中国有着广阔的西部腹地，而那里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则会成为中国复兴的号角。
正是对马克思上述文献的阅读，方才使得我们重新回到了对于清代历史的思索；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等提出了迁都西安，即朝廷向西撤退，引夷入西北内陆决战之策，此所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
面对甲午战败，究竟是保国、保民还是保首都？康有为指出：
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微论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以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后事料之，诸夷知我专保京畿也，咸借端开衅，佯攻京畿以索边省，吾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是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都城也。
朝廷向西撤退，如此军队便可以在东南沿海与列强放手一搏，“虽沿海糜烂，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即无所挟制，且西部险固，诸夷用兵甚慎，必不敢深入”：
日人虽欲轻兵相袭，数日乃抵津、沽，而我大兵云集都畿，犹可一战，岂敢深入内地，飞跃四天门、潼关之险乎？然后扼守函、潼，奠定丰、镐，建为行在，权宜营置，激励天下，妙选将才，总屯重兵，以二万万之费改军饷，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日本既失挟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与其陪日本两亿两白银，不如迁都西去，背靠亚洲大陆，扭转海国所带来的“数千年大变局”，如果说康有为有超过李鸿章的地方，就表现为这个扭转大势的设想。
《公车上书》并未送达，何况当时卖国条约已签，即使上书送达，“迁都以引夷入西北内陆决战”之策，也不会被认真考虑。但是，《公车上书》无疑包含着深刻的战略洞见，是一份值得我们反复研读的重要文献。实际上，庚子事变之际，慈禧一行选择从北京逃向西安，显然是受到了当年《公车上书》的启发。
清王朝有漫长的经营西部和北方的历史，并曾经形成了一整套军事、经济、行政和文化的制度，其精锐部队，尽屯于西北高地。庚子事变，四面楚歌，北京失守，光绪皇帝娘俩竟然还能出太行山向山西溜走，并且出北京后，一路上竟然还能步步为营，不断调集部队，组织起西北防务，这就是山穷水尽还在“吃祖宗饭”。
“换了人间”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对燕赵大地、京华烟云的感慨万千，我以为以此诗词为最。
1918年8月19日，一位岳麓学子来到当时的北平，他在北大图书馆默默读书，在《新青年》激扬文字，徜徉于北海的漫天雪花，这位寒素的青年不知是否遥想过当年那些千里走单骑的北国豪杰。多年以后他忆起当年的琼华岛太液池畔，“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无疑是饱含深情的咏叹，而他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开始于北平。
1920年1月18日，一群俊美的青年在北京陶然亭，以一棵蓬勃生长的大树为背景合影，中间个子高高的叫毛润之。这是预言，也是讲述，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青年的成长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古都、一个文明的成长与复苏。这一年的4月11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润之离开废都北平南下，一路登泰山游曲阜，从此远离了旧日的帝都烽烟，从此走向了底层的人民和中国大地的深处——废都“北平”与他的因缘，也从此结束。
中国已经一无所有，按照晚清以来的思路，中国只能借列强的钱打自己，中国只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中国只能依靠山川江河，来保卫自己。
谁能争取农民，谁就能战胜敌人；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争取农民。
“当家做主站起来”，人民是真正的靠山。
“三十一年还旧国”，1949年3月23日，当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据说不长的路他竟然走了两天。23日当天夜里，毛泽东夜宿在河北唐县，他住在了太行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村庄虽小，却像许多中国的故里，有个美丽而宏大的名字，叫“淑闾村”。这天毛泽东与农民谈话到深夜，然后在门板上办公到天明。24日，毛泽东一行，沿着巍巍太行，继续向北平进发，就在那个时候，他坐上了汽车，又坐上火车，从太行之上遥望北平，他说了以下著名的话：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过我们的考官不是皇帝和孔夫子，而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因为是人民帮助我们搬走了三座大山，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
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是太行山下的平山。据说在选定平山时，向毛泽东汇报的人讲了句当地民谚：“阜平不富，平山不平。”毛泽东却没有表态。而当另一个人无意中说：《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平山时，毛泽东却突然站起来，感慨万千地说：“走！——我们就到白毛女的家乡去吧！”
毛泽东一生两次跨越晋陕黄河，一次是1936年由绥德率红军东征，留下了《沁园春·雪》的旷古诗篇，一次是由吴堡川口东渡山西临县，拉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大幕，后一次因为渡船太小，毛泽东不得不伤心地将他的大白马留在了对岸陕西；回望大河滚滚，毛泽东感叹“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
1965年，毛泽东准备效法徐霞客，骑马考察黄河，而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的坐骑同样也是一匹白马，可惜，由于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入侵越南升级，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他的黄河之旅。
戎马书生，从此没有再骑马。他说：“我们欠了黄河的情”，“这条河与我共患难”，“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南水北调，这是毛泽东奋斗一生诸多未了的心愿之一。
对乡土中国的历朝历代王朝来说，治河始终是中央动员地方的主要手段，“河工”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工程，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地方民众的参与。但是，1855年，传统中国王朝动员地方的这个最大的手段也丧失了。那一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汹涌的河水于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复从山东垦利入海，作为中华帝国命脉的大运河从此南北中断，冀、鲁、豫、皖和苏北地区，亦从此陷入经常性的水旱灾害之中。而1855年以来的中国国家，非但不能治河，反而继续加税，在地方豪绅的催逼之下，水深火热的基层百姓，除了逃荒要饭之外，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可走了。
直到20世纪50年代，停止了100年的“河工”再次成为中央与地方最基层农民联系的纽带。广大农民们响应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被发动起来修淮河，加固堤坝并修建水利设施。正如皖北睢县县长王凤梧（音）对这项工作所表达的希望那样：
你可以看到每个农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他来到治河工地劳动，首先挣得了一些救济粮来养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去养活家小。至少他会想到，他现在的劳动是为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说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土地了。他原本希望划出一片土地，自己将它挖出来，并将士石运走，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劳动算计到一个立方厘米。现在，他发现集体工作更方便更有利。……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渐渐地使他开始想到他的村子而不是他自己的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地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正在改变自然，而且我们也同时在改变我们农民的思想。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润之回到了古都北京，他随即出颐和园，至西苑。天翻地覆，沙场点兵。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中，身穿东北翻身农民赠送的臃肿大衣的毛泽东，向着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西柏坡的方向高高举起手来——这是告别，还是呼唤？
据说在那时，眺望着渐行渐远的中国革命的农村根据地，毛主席洒下了热泪。
此时此刻，在大小资产阶级欢庆“历史终结”的时代，我想起的不仅仅是德里达为回击这一切而选用的那个词：“哀悼”——远不仅仅是哀悼。雄关漫道真如铁，也许而今才是迈步从头越的时刻。毕竟，在从猿到人、从奴隶到主人的漫长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所谓“历史进步”，与“当家做主站起来”——即“直立行走”相较，是缺乏根本的可比性的。是毛泽东让我们知道还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大地与革命，青年与斗争，创造历史与改天换地，“我要读书”和“翻身道情”。在政治和历史的种种阴暗和悲剧背后，当然还有他为受苦者洒下的滚滚热泪，他对于压迫、不义和腐败的强烈义愤，他对江山和人民的诗人的多情，他失去的每一个亲人，他写下的每一行文字，他的笑容与浩叹，他的悲怆与激越，与你、与我、与每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血肉相连。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毛泽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下了神坛，重新回到中国的大地之中，回到普通劳苦大众之中，如同大雨落幽燕，知向谁边；如同水润大地，雪落长河，寂然无声。
“平平常常书生貌，一颗勤劳大众心，中国土生中国长，地道中国一平民”，广袤的大陆中国需要她的守护神，毛泽东这个名字，从大地深处萌发出无尽的力量，使天下平民百姓在深夜里不再孤独。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下情上达渠道之通畅、人才选拔制度的通畅，之于制度的清明，便如同水的通畅是一样的。吕坤的《呻吟语·治道》中说：“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而北京城的风水如何，全在此句中。
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而毛泽东为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城内的供水系统。对北京城怀着无限感情的满族作家老舍，生逢乱世，自然看惯了潮来潮往，京华烟云，但作为天子脚下平民百姓代言人的他，却从这一件事上，看出了黄河清、圣人出的升平时代的降临，看到了“北京”重生和复活的这一天。这位在与八国联军争夺北京街巷的保卫战中殉城的满族军官的儿子，在《龙须沟》中这样发自肺腑地问：“自打咱记事起，有谁关心过咱门口这条龙须沟吗？——除了咱们毛主席，没有过！”——也就是他，亲自敲着大鼓，道出了这样的京腔京韵：“唱唱咱们的毛主席，唱唱咱们的新北京。”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北京的城市规划，划开了自元以来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同样是以水源和水系为动力的。在整治了城内水系之后，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北京城的北方。北方是北京的“上风上水”，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历史上原有的水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1957年12月，毛泽东做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决定。
1958年1月21日，十三陵水库工程破土动工。起初，参加建设者仅有昌平民工8000余人和义务劳动大军约2000人。他们自带行李、粮食和炊具，从四面八方来到工地。而为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力量参加义务劳动，共建十三陵水库。此后参加水库施工劳动的人数日渐增多，至5月，每昼夜达10万人。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五中全会召开的当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率领全体与会中共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下午5点35分，风沙扑面，天气闷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水库大坝的劳动。毛泽东奋力挥锹，一锹一锹地把土装进筐里。刘少奇参加了砸夯，周恩来拉车运土，朱德挑担。70多岁的朱德已是第二次到十三陵水库工地。
经过16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东起蟒山，西依汉包山，长627米、高29米的水库大坝终于建成，7月1日，有20多个昆明湖大的十三陵水库落成。十三陵水库修建过程中，近4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其中包括在京的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国际友人及其他人员5万余人。
“新中国，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老舍《龙须沟》）——十三陵水库乃人民所建，为人民所有，它是共产党进城后，为人民建立的第一笔公共财富，它的建成告诉我们的正是：究竟什么才是新中国，究竟什么才是新北京，告诉我们新中国、新北京究竟新在哪里。
廿载居蓟门，每日见京华。面对这座大城，历史上曾有多少人浩然长叹，静夜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但是还没有哪一位天之骄子把进北京坐天下，称为“进京赶考”，而考官就是平民百姓；还没有哪一位胜利者将打下天下看作不过是藐小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而从此后，几乎北京城每一个权力机构门口都有了毛泽东五个字的警示：“为人民服务”。
疆场几阵干戈，北邙口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一页翻过。
岁月能否剥蚀昔日的帝王府第门前，他那五个劲道的大字？
800年来，北京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趋之若鹜的所在，众人熙熙，皆为名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但又有哪一位岳麓学子能背对这座大城，发出千古浩叹：“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又是哪一位戎马书生，敢于粪土当年万户侯，将进北京城坐天下的轰轰烈烈视为“藐小”？
我想，没有这样背对北京城的洞彻，就无法面对历史，无法战胜造化的轮回。
① 《金史》，第一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页。
②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55页。原文为：辛亥渡钱塘江，至会稽山麓。壬子，祭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第255页：三月戊子，上御经筵。丁酉，张鹏翮请以治河方略纂集成书。上斥之曰：“朕于河务之书，罔不披阅，大约坐言则易，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绳之。编辑成书，非但后人难行以仿行，即揆之己心，亦难自信。张鹏翮试编辑之！”
③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71页。原文：夏四月甲申，上驻杭州。诏曰：“朕顷因视河，驻跸淮上。江、浙二省官民吁请临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方今二麦垂熟，百姓沿河拥观，不无踩踏。其令停迎送，示朕重农爱民至意。”
④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16页。原文为：十一月壬戌朔，上驻江宁。癸亥，诣明陵致奠。乙丑，回銮。泊舟燕子矶，读书至三鼓。侍臣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养。”上曰：“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⑤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76页。原文为：庚寅，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水脉水源，泰、岱诸山自长白山来。泲水伏流，黄河未到积石亦是伏流，蒙古人有书言之甚详。江湖幼自昆仑来，至于岷山乃不伏流耳。
⑥ 《清史稿》，第三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69—270页。
⑦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页。原文：九月甲申，上驻热河。乙酉，论大学曰：“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与，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
⑧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2页。
⑨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78页。原文：冬十月甲子，诏曰：“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以节俭之所余，为涣解之弘泽。惟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由生齿日繁，地不加益。宜沛鸿施，藉培民力。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蠲省份，届时候旨。地方大吏以及守令当体朕保义之怀，实心爱养，庶几升平乐利有可征矣。文到，其刊刻颂，咸使闻知。”
⑩ 彭慕兰：《从长时段的观点看中国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11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97页。
12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292—293页。原文：十一月壬子，命停决囚。乙丑，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宁宫。辛未，诏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得以为利，制治于未稽，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久远也。朕八龄践祚，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当二十年时，不敢逆计至三十。三十年时，不敢逆计至四十。赖宗社之灵，今已五十七年矣，非凉德所能致也。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义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帝王仔户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倖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行围塞外，水土较佳，体气稍健，每日骑射，幼不疲乏。复以皇太后违和，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巨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 祗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在权，当年统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倦倦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卿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
13 《清史稿》，第三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22页。
14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15 《清史稿》，第二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12页。
16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6页。
17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6—617页。
18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19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
20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1页。
21 马克思：《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6页。
22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4页。
23 马克思：《中国与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5页。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五千年的长征》等。
责任编辑 张 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