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乡村
作者 王春林
发表于 2025年12月

自打鲁迅先生以《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等一系列示范性的小说创作开创了中国现代乡村小说创作的先河以降,以迁延流动不居的乡村世界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中国现代乡村小说,迄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面对着已经拥有了众多代表性作品的一部长达百余年之久的乡村小说厚重历史,后来的写作者如果依然还要触碰乡村这一题材领域,到底需要具备多么强大的勇气。实话实说,面对如此厚重的一部中国现代乡村小说史,要想有新的发现,要想写出一点新意来,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诚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若干年前凭借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而被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加冕的宁夏80后女作家马金莲,能够以一部字数多达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来挑战这一厚重的传统,所充分彰显出的,恐怕也正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般的非凡勇气。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马金莲这部篇幅庞大的长篇小说,在正式由出版社出版前,竟然分别被《芙蓉》《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四家重量级的文学刊物全部选载发表。如此一种现象,所充分说明的,只可能是她的这部作品已经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可这一不争事实。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虽然对八十多万字的篇幅心存畏惧,但我却也还是先后两次认真地阅读了马金莲这部《亲爱的人们》。原以为这次阅读肯定是一次吃力的劳动过程,没想到,进入阅读过程没多久,我就很快被这部别具魅力的作品给吸引住了。虽然小说中并没有刻意营造什么大开大合的矛盾冲突,也缺少一以贯之的核心故事情节,满溢全篇的可以说全都是乡村世界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庸常,但或许是被人物、家庭或村庄的命运所深切牵引的缘故,我竟然在被吸引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本以为将会比较艰难的阅读过程。正所谓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只有在完成了先后两次的阅读过程之后,我才可以不无笃定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那就是,虽然此前已经出现过那么多林林总总的优秀乡村小说,但马金莲这部依托于作家自身坚实乡村生活经验之上的《亲爱的人们》,却依然因为有新的思想洞见和艺术发现而值得引起我们充分的关注。

故事的发生地,是位于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名叫羊圈门的贫瘠小山村,很多年来,“羊圈门的人口数量始终在一百之上二百之内徘徊。”依照作家在序章中的介绍,羊圈门存在的历史并不算很长,因为土里只是“埋着三四辈人”。一方面,由于天高皇帝远的缘故,羊圈门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过着一种“女人娃娃热炕头,转眼活成糟老头”的寻常农家日子,只知道春种秋收,靠天吃饭。人们在日常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方言,是当年的老先人们“从南里逃荒躲灾跑战乱,来到这里时”就说着的那种话。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地处偏僻,由于置身于现代社会的缘故,羊圈门也不可能真正地成为远离尘嚣的化外之地,总是难免还是要受到时代和社会因素的袭扰和影响。这一点,在一般来说最具保守和稳固性的方言那里,也都留下了足够明显的痕迹。无论是民国九年也即1920年西海固大地震后增添的“大动摇”“万人坟”“干盐池”等语词,还是1958年之后增添的“农业学大寨”“初级人民公社”“高级人民公社”“大锅饭”等语词,抑或20世纪80年代增添的“包产到户"“乡政府”“化肥”“尿素”等语词,以及更稍晚一个时期,也即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增添的“奔奔车”“小卧车”“电话”“手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等语词,全都是来自时代和社会的馈赠和赐予。细细打量这些陆续增添的语词,就不难发现,它们约略可以被切割为不同的两类。其中一类是典型的政治性语词,比如“农业学大寨”“初级人民公社”“包产到户”“乡政府”“精准扶贫”等。另一类则明显属于科学性语词,比如“大动摇”(其实应该是“大地震”)“化肥”“尿素”“奔奔车”“电话”“手机”等。从20世纪的20年代,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什么只有以上这些政治性与科学性语词才能够强有力地侵入到相当偏远闭塞的羊圈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以上两类语词的特别强势。更进一步说,政治性语词也罢,科学性语词也罢,某种意义上全都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表征。由以上两类语词陆续侵入羊圈门的日常生活这一事实,我们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虽然看似天高皇帝远,但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羊圈门的现代化速度尽管格外迟缓,但总体性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却终归还是势不可挡地会把羊圈门人席卷或者裹挟而去。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或者,任是谁都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即使是位于西海固的羊圈门,也依然是隶属于20世纪中国的羊圈门。既如此,20世纪以降的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折射到羊圈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偏远的羊圈门,和看上去极其宏大的时代与社会之间,看似距离遥远,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张力关系。如果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确走过了一个逐渐现代化而且这种现代化迄今都依然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过程,那么,马金莲在《亲爱的人们》中,就是以羊圈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为具体聚焦对象,通过对西海固一带乡村日常生活变迁一种类似于解剖麻雀式的细致描写,所最终折射表现的,正是以现代化为突出特质的时代和社会看似不经意的根本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序章部分虽然篇幅短小,叙述极其简略,只是以区区三千字就完成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概要介绍,但它却已经巧妙暗示出了整部长篇小说未来的书写方向。那就是,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以来一直到手机抖音直播都已经进入到羊圈门的晚近一个时期前后长达四十多年的西北乡村日常生活琐碎细腻的深度描写,在形象地折射表现时代和社会现代性变迁的同时,也更是对这一变迁过程中一众农人同样处于迁变过程中的深邃复杂的人性世界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寻和挖掘。不仅深度刻画塑造了如同舍娃和祖祖这样一类乡村新人的形象,更是极富创造性地为中国文坛适时地贡献出了马一山这样一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相媲美的典型人物。序章部分结尾处的一段叙述话语是:“二十二岁时,马一山娶了媳妇,这媳妇过日子有一手,一进门就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了,加上包产到户后,开始年年有余粮,饿肚子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日子就好起来了。好日子总是过得快,不经意间马一山已经是中年人了,三个儿女高房台阶一样一个挨一个长起来了。”具体参详这一段叙述话语,就不难断定,除了明确告诉读者小说的故事情节将会从“包产到户”那个时候开始之外,另外一个明确的意思就是,在接下来多达八十万字的庞大篇幅中,作家进一步的聚焦点,不仅是马一山他们这个五口之家,而且也更是身为户主的马一山其人。就这样,倘若我们承认马一山其人乃是位居小说文本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形象,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圆心所在,那么,包括他的妻子儿女在内的那个五口之家就可以被看作是由马一山而进一步外延拓展的一种结果。以此类推,由马一山他们这样一个五口之家,再做外延拓展的结果,自然也就是已经一再被我们提及过的羊圈门这个小山村。虽然没有什么看似更清晰的结构线索,但倘若一定要在马金莲的这部《亲爱的人们》中寻找出某种艺术结构,那么,如同本文的标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所已经明确标示出的那样,由一个人而延展至一个家庭再延展至一个乡村,或者干脆倒过来,由一个乡村而浓缩为一个家庭再浓缩为一个人,也正可以被看作是这部长篇小说某种内在的艺术结构。

羊圈门是一个自然条件甚至已经恶劣到了不适合人类生存地步的偏远贫瘠小山村。由恶劣自然条件,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羊圈门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不管怎么说都会是一个特别艰难的过程。作为一部聚焦大西北乡村世界,旨在充分描写羊圈门晚近四十年来迈向现代化艰难历程的长篇小说,我以为,马金莲的思想艺术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兼顾性地描写呈示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同时,创造性地发现并书写出了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某种内生性力量的潜滋暗长。放眼近些年来那些同样聚焦乡村现代化书写的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若干程式化的固定特点。比如,差不多都会把民宿、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到了尾声部分,原本一直被作家有意无意规避着的乡村旅游,还是出现在了小说的叙述话语之中。其中的一处是:“他心头一亮,好像开窍了一般,喃喃自语:‘如今到处搞乡村旅游,难道这不是最好的乡景、乡风、乡愁、乡情?"”另一处是:“车从西庄口进了羊圈门,沿着那条水泥主路一直向前开,开到庄子中部,向右转弯,拐上了通往水沟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本来是土路,为了发展旅游,那个叫老乔的扶贫干部争取到了项目,用项目里的钱修了这条下沟的路,依照主路的规模,拓展成两车道,做了排水,路面用水泥打了。”尽管不知道马金莲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但在我的理解中,即使仅仅只是到了尾声部分的偶然被提及,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小说的既有叙述格局。如果我有最后决定的权力,肯定会把带有某种狗尾续貂性质的尾声部分全部删除。

本文刊登于《百家评论》202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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