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的“失焦”

文学批评已成为与文学创作相比肩的文学门类、文学形态。新时期以来40多年，文学创作走向了多元、广阔、繁茂的局面，虽然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但其成就与建树是众所公认的。文学批评获得了主体性地位，实现了全面、自主、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学批评显出一种“失焦”现象。面对蜂拥而出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有时找不到批评的对象、焦点，或者找偏、找错了；有时找到了作品、焦点，但言说的不是文学、审美问题，却是社会、历史等话题。文学批评的失焦现象，导致了其功能和作用的弱化、退化，难以起到启迪、带动文学创作，引领、提升读者鉴赏等重要作用。这是值得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紧迫问题。

新世纪以降，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在人才的培养，研究的扶助，园地的开辟等方面，都有着扎实地推进。文艺学所属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现象批评、作家作品评论等方面，可谓全面开花、硕果累累。在文艺学的四五个方面中，作家作品评论是与当下文学创作联系最直接、密切的“领域”，是文学批评的中心、活跃地带。文学评论是横跨文学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学科。它有充分的主体性，完全可以在文学理论、文学史方面有所作为，作出坚实的理论建树。但它更属于文学学科，承担着推助文学、引导阅读的“特别使命”，因此被认为是鸟之“一翼”、车之“一轮”。当下的文学创作，依然长盛不衰，各种文体的作品层出不穷。譬如长篇小说据统计年产量在 8000～10000 部之间，中篇短篇小说数量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面对海量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自然也在发声，但这声音却显得模糊、嘈杂。当下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文章，大致有这样四五种类型。一种是考据式的，即重在考证作品的史料、细节，作家的传记、观念等；另一种是研究式的，即把作品放在理论、学术框架内进行学理的解剖；还有一种是宣传式的；最后一种是学术、艺术式的，即批评家通过“细读”文学文本，给予深切的、精辟的、审美的阐释与评判。不能说这样的批评没有，但相比之下仍不够多。而广大读者最需要、最渴望的正是这样的批评。面对浩浩汤汤的作品洪流，文学批评用传统的观念性批评“以不变应万变”，往往良莠难分，找不到对象、焦点，或者说其选择，又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有时找到了、确定了，又没有更恰当、更先进的批评理念与方法，只能按照传统的观念性批评，从社会的、历史的乃至道德的角度去评论，距离作品的深层意蕴、艺术特性，很是遥远。

回顾40多年的文学批评历程，我们经历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回归、复兴，西方现代批评的引进、效仿，本土文学批评的探索、重构。现在却处于一种多元、混杂、困难的“过渡期”。从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的转型，是一条艰难、曲折、漫长的路程。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跻身”世界文学批评潮流，关注世界文论发展的周宪指出：“晚近在各种理论文献中有一个使用频率不低的词一‘回归’。在诸多‘回归论’之中，审美回归论尤为值得注意。”①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就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②文学批评回归文学、文本、审美，不仅是世界文学批评的潮流，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批评的走向。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再去探索作家、社会等，也许才能更深入地走进文学世界。

二、回归文学文本

中国文学批评对解读的对象问题，似乎没有作过仔细的辨析、深人的探寻。批评对象不是作品就是作家，二者往往搅混在一起，批评作品不离开作家，批评作家要联系作品。二者因果相连，大而化之。但西方的批评特别是现代批评，在批评的对象上格外“较真”，不断探寻、追根问底，导致了批评的连锁“变革”，深刻变迁。19世纪之前，西方的文学批评是以“创作”为中心的，创作中包含了作品以及作家，研究、批评作品的社会背景和作家的生平传记，就是文学批评的对象和任务。但20世纪之后，随着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起，批评的对象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从结构主义批评到解构主义批评，从叙事学批评到阐释学批评，从接受美学批评到读者反应批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到文化学批评批评的思潮与流派前呼后拥，潮起潮落，但其中的一条核心主线是，不断地发掘、探索批评的对象、领地。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扛鼎之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中，认为文学由世界、作品、作者、读者四个要素构成，并用一个三角形作图示，作品是“阐释的对象摆在中间”，其他三种要素分列四周，形成一个“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③西方现代批评正是围绕着四个要素，不断地转换阵地，开疆拓土。这一思路、理念传进中国，得到了不少批评家的创造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