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关系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探讨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①在中外文学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对于海洋文学而言，人海关系的搭建是海洋文学拥有独立属性的前提，也是海洋文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直接影响着海洋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因此，从人海关系的角度探究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的特性，可谓切中肯綮。

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有着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不断演变，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亦有时代变化，这些因素都共同作用着人海关系，使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中的人海关系表露出明显的历史嬗变性。同时，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信息密码，以其先天性与普遍性隐晦、深广地预构和规范着人们的精神活动，使得人海关系中保留着一些恒久不变的稳定性因素。因此，20世纪山东海洋文学中的人海关系既有时代之变，又有文化守常，代表着20世纪中国海洋文学人海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

20世纪前半叶，在多数山东海洋文学作品中，大海的形象是暴虐残酷、凶悍无情的。杨振声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报复》用寥寥数笔表现了海洋灾难的恐怖：

不到几分钟，海浪如山起谷落，那些渔舟也如沸锅里的豆子一样，在水里乱滚。海上一片的哭声、风声与涛声。

岛上的女人孩子，一群群的跑到海岸。提高了风灯，向海上乱叫，又是一片的喊声、哭声与涛声。

在一片混杂不清的声音中，有多少舟子的喊声是消失了，人与船也消失了！

有两只渔船离岸只有一箭的远近了。一起高浪赶来，把一只船摔向一峰乱石上，浪花卷回，借着岸上的灯光，看出来飘着几片碎板与一个尸身。②

这几段近乎白描的文字，没有过分的渲染，仅从海上与岸边两个角度直观地描绘海上风暴，呈现出的惨烈场景足以让人心惊胆寒。王统照192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沉船》则书写了近四百口中国人在茫茫大海上丧生的惨剧，惨剧发生的自然原因就是海上风暴肆虐。小说中对大海的描写是“风涛喧豗”“澎湃怒号”，充分显示出海上风浪翻天倒地的巨大力量。

在如此凶险的大海面前，人们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着压迫，大海是冷酷无情的降灾者、迫害者，而渔民是软弱无力的承受者或受害人。因而，在山东海疆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情愿南山当驴，不愿下海捕鱼。这一俗语道尽海边渔民在大海中讨生活的迫不得已与万般艰辛。王统照在《沉船》中集中笔墨写了刘二曾一家，他们是在生存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才决定渡海去寻求新的活路，刘二曾在渡海之前内心是忐忑不安的：“那苍茫间，无穷尽的大水使他起一种惊奇而又惶怖的心理。”③刘二曾面对大海所产生的“惶怖”心理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代表了在科技并不发达、人的生产能力有限的时代，人类面对自然难以把握的无力感与被动性，其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④

这类山东海洋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前半叶现实世界中的人海关系。当时，山东海疆渔民的生产力低下，极其缺乏对大海的掌控能力。首先，就生产工具而言，山东传统的渔业捕捞所用渔船主要是帆船、风船两类。虽然从1921年开始，烟台、威海、青岛等地不断有商人投资渔轮公司，采用带机械马力的渔轮作业，改善了海洋从业的条件，使山东沿海成为全国新式渔轮业的中心，但是传统的风帆船捕捞仍占主导地位。这两类船只都需要借助风力和潮流的推动，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很大。并且，船体一般较小，势单力薄，经不起大风大浪。其次，从渔民自身的技术水平来说，也是不足以经受飓风大浪的考验的。1934年的《威海管理公署年报》指出：“本区现有渔村五十余处，渔民四千余人，在过去对此等具有特殊职业之人，并未施以相当职业教育，故渔民所习作业皆墨守成法，不知改良，以致经验技能逐渐退步，渔村经济日趋破产。拟划分区域分给渔民养殖，惟以人才的缺乏无从举办，渔村经济破产，渔民程度又太低，故一般人民每视渔业为畏途，积习相沿，渔民日少，改趋别途，复多室礙，以致发生社会上畸形现状。机动渔轮的现任船主、轮机主、渔轮长等，多系水手出身，虽具有经验，娴于技术，但缺乏尝试，不明学理，不但不符渔轮长登记规则，且请图与罗盘者，故出海渔捞常遭不测。”③这段总结直指要害，阐明了渔民因技术落后而招致不幸。这种情况在山东省普遍存在。山东现代海洋文学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重点凸显濒海人民的苦难生活，在人海关系的建构中以现实为圭桌，表现出人对海洋的畏惧和顺从。

另一方面，山东现代海洋文学中也不乏将海洋视为精神投射的佳篇力作。这一点在冰心的创作中尤为突出。1903—1911年，童年的冰心在烟台海滨度过，烟台是她“灵魂上的故乡”，海洋成为她的精神锻造者。冰心曾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正因童年时深受大海熏陶，成年后的冰心才将文学创作与大海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因爱海而写海成了冰心的生命美学，她一生的创作都没有离开大海，她说：“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③

冰心海洋文学创作的重心不是渔民们的现实生活，而是海洋助力精神建构的种种可能，拓进了人海共生的精神疆域。首先，冰心从大海的品性中获得青年成长的精神启示。在散文《往事（一）》第十四节中，冰心以生动雅致的笔墨记叙了和弟弟们谈论大海的情景。三位弟弟的发言各有其妙，都触及大海的某些特征；“我”稍历人世，对人生的思考多了一些，直接将大海的精神陶冶转化为青年人自我塑造的资源：“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涵说，海是温柔而沉静。杰说的，海是超绝而威严。楫说的更好了，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③从中我们感受到冰心在追求完美人格中师法自然的传统之道。其次，冰心在大海身上投注了多重伦理关系，呈现出宽博有容、包孕万物、滋养生命的大海形象。在冰心的心灵中，大海有着母亲般的养育之恩：“海好像是我的母亲……我和海亲近在童年…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海还代表着父亲的职业，和父亲的形象叠合一处：“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同时，海洋是师长，可以让她在灯塔守的工作岗位上“以海洋为师”；海洋还是伙伴，再见儿时的海，她“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地拍着海水”，对大海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也许正是因为在人生初始便与大海结缘，使得冰心将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一一投射到大海之中，使她的海洋恋曲融汇了丰厚的人间之爱，表现出自我与大海全方位对应的情感联系与精神依托，成就了人与自然最美好、最可贵的和谐关系。

显然，冰心的海洋书写传承了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观。《诗经》以降，在天人互通互感的宇宙观之下，天地山泽、风雷水火、草木鱼虫等外在于人的自然生灵不是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的存在，而是可敬可亲、可恋可依的内在生命机体的延伸，会具备人的情感、追求、理想、道德等主观色彩，成为人的喜怒哀乐、仁义善亲、成败得失的客观寄托物，从而形成生命机体向宇宙万物开放的天人合一的浑融之境，于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文人墨客们“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出现了主观精神与客观物事涵融和合的自然审美境界。大海以其苍茫浩荡、神秘莫测等独一无二的特性获得了千秋万代无穷无尽的审美遐想，成为中国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审美意象之一。学者认为：“自《诗·雅·沔水》最早提到海以来，海的浩瀚与神秘衬托出人及物质世界的有限，是古人两千年恒久心仪神往并凝结了无数想象力的理想所在，又成为表达人的超现实追求的象征符号。”①冰心笔下的海洋意象集人格培育、情感依托于一身，涵泳海洋的博大浩瀚以建构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中国传统的“比德”“比情”观的继承与光大，实现了自然审美观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确立了山东海洋文学中人海关系的另一类型。

二

20世纪50—70年代，山东海洋文学作品的数量不多，其中影响较大、表现人海关系较为突出的有杨朔的散文和萧平的小说。

杨朔的散文重在表现新中国成立之后渔民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海洋的伟大创举。渔民们对海滨的改造是全方位的。在海滩上，蓬莱人大刀阔斧地种植果树：“一片荒沙的海滩上到处开辟出碧绿无边的大果园，种着千万棵葡萄和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