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傅雷的书信，应该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珍惜的经验。1979年，趁着公休假远赴巴黎进修，当年是以法国文学泰斗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以及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情况为研究主题，在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1980年大年初一，经傅雷故友宋淇介绍，我穿越英法海峡，到伦敦去拜访傅雷哲嗣傅聪。当时恰逢傅雷次子傅敏也自北京来英探亲，于是就跟傅氏昆仲结识相交，展开了长达四十载的友谊。傅宅是座三层的楼房，那时候正在装修，院中铺满水泥，屋里布满杂物，难得的是兄弟二人完全不嫌叨扰，热情款待，不但悉心回答我一切有关傅雷的问题，更找出许多傅雷翻译的宝贵资料，如手稿、稀有版本等，慷慨相借，使我当年的研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1983年，我如愿完成博士论文，是为日后国内外傅雷翻译研究的先声。

经傅聪、傅敏委托，我前后翻译过三批重要的傅雷书信，共计52封，包括傅雷致傅聪及当年的儿媳弥拉的英文家书17封、法文家书6封（收编在《傅雷家书》1984年版中）；傅雷1954年至1962年致傅聪波兰籍钢琴老师兹比格涅夫·杰维茨基（Zbigniew Drzewiecki）的法文函件14封（收编在《傅雷文集》1998年版中）；傅雷1961年至1966年致傅聪岳父母（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夫妇）法文信件15封（2000年发表于《收获》期刊）。这三批函件，虽然都由傅雷撰写，但由于收信人的身份不同，与致信者的关系也不同，因此，内容和风格都大有出入，加以傅雷本身乃最为严谨认真的翻译大家，“傅译”脍炙人口，影响深远，“译傅”则是令人战战兢兢，需要全力以赴的另一回事了。

这三批信件，根据情况，翻译时运用的文体是各有特色的。翻译第一批信件，首先得通读《傅雷家书》里的全部中文信件，揣摩傅雷的风格语气、遣词造句；其次，要厘清信件中所涉事务的来龙去脉，避免误差；再次，要顾及他面对外国儿媳时既要教诲指点又得婉转措辞的口吻，因此前后花费了不少功夫，基本上采用了白话文的形式。所幸翻译完毕之后，译文获得了傅氏昆仲的认可，傅聪更兴冲冲地表示，读起来几乎分不清哪些是原信，哪些是译文。这确是我翻译生涯中受到的最大鼓励和肯定。翻译第二批信件，由于致函对象是傅聪的业师杰维茨基，语气当然需谦恭有礼、谨慎周到，加以不少内容涉及傅聪在波兰学琴生涯中的细节、有关乐曲的详情等，因此必须按书函日期跟《傅雷家书》对照参详，方能彼此呼应。此外，按照行文惯例，法文函件结尾的问候语有别于英语，往往华丽冗长，十分讲究，翻译起来也得煞费苦心。整批信牍的文体，最适合借鉴的就是傅雷致忘年交黄宾虹的函件，行文典雅端庄，礼仪周全。初稿完成后，我在赴欧途中随身携带，以便润色修订，不料飞行中突遭强烈气流，飞机颠簸不已，此时九霄惊魂、生死未卜，心中系念的竟是万一不幸失事，那尚未成形、粗糙欠佳的翻译初稿散落人间，岂非黯然失真、愧对原著？这批信件的翻译历时数月，终于完成，率先发表于1998年6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读书》期刊上。傅聪看了说：“啊！原来你还会文言文哪？”一句坦率童真的感言，将译者翻译时字斟句酌的辛劳一扫而空。第三批信件的来历，是1999年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与世长辞，遗孀狄阿娜夫人将十多封当年傅雷写给亲家的书信交还傅聪，傅氏兄弟便顺理成章地邀我翻译。这批信件跟前两批的性质又极不相同，原因是其内容层次多变，既涉及两个伟大心灵探讨文学、音乐、艺术及人生哲学的大道理，又包含两位亲家闲聊小儿女日常生活的身边琐事，所以必须采用时文时白的语气，才能涵盖一切。初稿完成后，我将其交给傅聪审阅，性情率真的他对那文白相间的体裁直截了当地评说：“又不文，又不白，怪怪的！”于是译者参详了傅雷致友人刘抗等的书信，悉心揣摩，九易其稿，取得文白相糅的平衡，才完成任务。总而言之，翻译傅雷三批共50余封书信，恰似巴黎卢浮宫中，习画者潜心临摹大师杰作一般，用墨深浅、敷色浓淡，一笔一画都得小心翼翼，不可造次，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