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菊花又开了。阳光透过新绿的枝叶，在花瓣投下细碎的光影。我站在花前，恍惚间看见母亲踮着脚尖——她总是这样，小心地触碰花瓣，指尖在花蕊上停留片刻，又急忙缩回，像第一次见到糖果却不敢伸手的孩子。

母亲走后，我开始整理她留下的东西。在一个褪色的铁皮饼干盒里，发现了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病历。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卷曲，最早的日期竟是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年春天。我一张张翻看，那些歪歪扭扭记录的用药时间，那些被反复修改的药量数字，还有夹在最后一页的纸条，“千万别让闺女知道”，字迹因为手抖而显得格外潦草。窗外的风突然大了，吹得病历纸哗哗作响，就像多年前母亲在电话里总是说“我好着呢”时，背景里隐约传来的咳嗽声。

记得那年，倒春寒特别厉害，母亲坐了几十里路的车来看我。车门打开时，我看见她额头上一片青紫，她却摆着手说：“不碍事，庄稼人皮实。”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卫生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推开门，看见母亲正对着镜子抹药膏，嘴里咬着毛巾，额头上全是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