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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的父亲张耀芳曾经有五年时间在兖州担任鲁王的长史。鲁王和张耀芳在导引吐纳之术上志同道合。顺治二年（1645），鲁王监国朱以海移守绍兴。当时军队有二十多万人，他授张岱为兵部职方主事。张岱继承了先祖张浚的勇毅，曾上疏鲁王，恳请立即斩杀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以谢天下。张岱还亲自率领上百个家丁追杀叛国贼马士英。

因为父辈深交的缘故，朱以海在绍兴监国期间与张家交往频繁、过从甚密。正如张岱所说：“鲁王播迁至越，以先父相鲁先王，幸旧臣第。”（《陶庵梦忆》）

每次招待，自然是花费了张家不菲的银两。

鲁王第一次到张家的时候，门口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甚至墙上、树上都坐满了人。端上来的菜品自是山珍海味，席间还专门为鲁王演了传奇剧《卖油郎》。鲁王于酒后还跑到张岱的书房休息，两人长谈至夜半。

当时陈洪绶亦在陪酒之列，可惜他早已经喝醉了，瘫软如泥。张岱本来想着让陈洪绶给鲁王画几幅画，可是陈洪绶数次离开书桌呕吐不止，手抖得连笔都拿捏不住了。

陈洪绶半生懒癖惟好酒，所以他画过很多与饮酒有关的画，比如《灌酒图》《蕉林酌酒图》《饮酒祝寿图》《饮酒读书图轴》等。

《隐居十六观图》（册页，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五日晚上陈洪绶于烂醉之际所作，其时有美姬研墨、掭笔、铺纸。陈洪绶美其名曰：“衣冠我累，曲蘖我醉。”此时，距离陈洪绶去世还有一年时间。

陈洪绶是张岱的知己，铁杆哥们儿。

张岱将陈洪绶列入《石匮书后集》的“妙艺”，为其作传：“笔下奇崛遒劲，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则李成、范宽；花卉翎毛则黄荃、崔顺；仙佛鬼怪则石恪、龙眠。画虽近人，已享重价，然其为人佻傝，不得生产，死无以殓。自题其像曰：‘浪得虚名，穷鬼见诮；国亡不死，不忠不孝。’”

陈洪绶被认为是17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画家，是整个明代独一无二的一代画宗。周亮工盛赞其人物画为天下之首。张岱认为陈洪绶才可捉天，目无古人，下笔能感泣鬼神。值得提及的是陈洪绶的很多画作都是在张岱的督促下完成的，比如《白描水浒叶子》。张岱书房中有陈洪绶没有完工的绢画一百多幅，有的笔墨已经非常精工。其中有一部分画作是张岱受一些朋友所托，而有些题材并不是陈洪绶想画的。这让张岱想到北宋年间的“墨竹大师”文同。

当时捧着白色细绢求画者络绎不绝，文同对此很是厌烦，于是把这些绢扔在地上并当众大骂，说这些绢只配用来给自己做袜子用。张岱则对陈洪绶说，当年那些白绢还可以给文同做袜子用，而你的这些已经涂抹了墨迹的绢都不能给妇女用来做有裆的裤子（无裆的裤子称袴）。在张岱反复督促下，陈洪绶才于酒后勉强提笔。

陈洪绶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朴拙简淡，高古骇奇，凄厉动魄而尽显风骨气象。他的画少而妙，壮而神，老而化。清初的张庚认为陈洪绶在人物画上所体现出来的力量、气度以及超拔磊落远在仇英和唐寅之上。翁同龢则在陈洪绶画作《三处士图》上题跋，盛赞道：“我于近人画，颇爱陈章侯。衣绦带风色，士女多长头。铁面眼有棱，俨似河朔酋。次者写花鸟，不以院体求。愈拙愈简古，逸气真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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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谈谈与陈洪绶有关的绍兴“云门十子”。

“云门十子”指的是陈洪绶、祁豸佳、王雨谦、董瑒、赵甸、王作霖、罗坤、王亹、鲁集、张逊庵。他们中多半都是张岱的好友，于明亡之际作为遗民隐入绍兴平水的云门寺，出家为僧。身处乱世的“云门十子”让我们想到当年的“竹林七贤”。正如张岱所云：“此时痼癖在烟霞，诗酒才舒岩壑志。任诞何曾论是非，沉湎不复知势利。”

我曾在2016年的春天专程去过一次云门寺，旁边就是若耶溪。其时，游人稀少，寺院幽静，甚至连松针掉落的声响都能够听到，只有树枝深处不知名的鸟时时传来清脆的叫声。那时，自然会想起罗伯特·潘·沃伦般的“世事沧桑话鸣鸟”。于是，在江南绚烂而又沉醉的春光里我就不由得想到了与云门寺有关的陈洪绶。

云门寺位于现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平江村，始建于东晋义熙三年（407），其在唐代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宋代陆游到此寻访时就曾感叹道：“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覆，依岩跨壑，金碧飞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得觌也。”（《云门寿圣院记》）

确凿无疑的是云门寺本为王羲之第七子中书令王献之的旧宅，后来舍宅为寺。《云门寺记》云：“寺本中书令王献之旧宅”。至于王献之这一居所改为寺庙的原因则传说得神乎其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