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宁肯
发表于 2025年6月

这是作家宁肯以自己童年为背景所写的系列小说之一,开篇就把时光拉回到六十多年前,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以一个工人家庭孩子的视角,以两只鸟为线索串起主人公永与姥姥、父母、哥哥姐姐、街坊邻居之间的往事。对童年时光刻骨铭心的追忆与重塑,重现了那个年代北京市井生活的真切面相。

永被一根绳子拴在床上,已经很习惯了。虽说习惯了还是时不时忘了绳子冲向床沿,当然一下被拽住。几乎有回力,扬起四蹄,就像小马一样。若是反复冲击就像做游戏,类似秋千。只是永还从未荡过秋千,不知秋千为何物,更多是冲一次停住就发会儿呆,有时转身趴下试图倒着下床,两腿踢踢打打,有时就睡着了。

邬晓永讲这段往事时已是两鬓斑白,和我一样眉毛都有了一层霜。我们是同道,但我一点不怀疑他讲的真实性,很小的时候我们坐在房上我就听他讲过。我还听过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伯母王莲讲过。有人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对童年进行治疗,事实的确好像如此,邬晓永不知已对我讲过多少次,最多最详细的一次我疑心他做了加工,那次他从漂了两年的西藏回来,二十五六岁,两年没剃过头,甚至好像连澡都没洗过,又长又卷简直像牦牛。身上满是腥膻味,如果这味道让我守护的人醒来就好了。彼时我正在中关村我姐邬帅的四居室替我姐姐陪护一个植物人,植物人是我姐的丈夫,闻名世界的数学家冯所在。这位鼎鼎大名的植物人,无疑也是邬晓永的姐夫,我们共同的姐夫。那时我们还很年轻,我和西藏回来的邬晓永面对蜡像般的数学家有一个星期光景,话题却一直与植物人无关,与冯所在收藏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祖冲之雕像无关。主要是牦牛般的邬晓永滔滔不绝,同时并置地讲着西藏一个水边的孩子和被缚的自己,两者听上去没任何联系,绝对不是方程,但也很难说没受到冯所在影响。

房间不大,但因为床很大,永的活动空间还是蛮大的。不过绳子取的当然是最短距离,大吗?正面是绿漆窗户和门,门不能向里开,否则开到一半就会被床挡住,可见床有多大。左边床顶到头,右边宽敞,是主要活动空间。不过一个煤球炉子,一些简单炊具,一个小饭桌,几只小板凳也是满满当当。虽然已经是五月,父亲黑色的棉大衣仍挂在钉子上。大衣补丁摞补丁,像梯田或马戏团变戏法的。

父亲是厂里检修工,母亲是挡车工。检修工上班早,永从未早晨见过父亲,每天一睁眼只有母亲。迷迷糊糊把尿,洗脸,在小炕桌上吃东西。母亲一早最忙活,起火做饭,稀饭窝头片咸菜,通常爸爸吃完走了,妈妈洗洗涮涮,快要上班了才叫醒永,又一通忙活,打仗似的,因为自己也该上班了。拴好绳子,开裆裤里绑好厚厚的尿布,小炕桌上摆上玩具,一瓶必不可少的水,随着车间上班铃声匆匆而去。

厂里有托儿所,几十个孩子,要像军队一样齐整。最重的惩罚就是被举到窗台上看下面小朋友吃饭,永每天都被举到高高窗台上。托儿所规定,快到中午吃饭谁都不准哭,可以撇嘴,噙泪,流下来,不能出声,哇哇大哭。餐车一推进来总有孩子激动得狼嚎大哭,阿姨大喝一声:谁再哭就举到窗台上。没哭的孩子不用说,哭的立刻无声流泪。永止不住,阿姨不大喝还好,一大喝立刻崩。饿是一方面,怕更主要,一被阿姨擒住永哭得几乎昏厥,但到了窗台上反而不哭了,看下面小朋友狼吞虎咽。哭,你哭呀,阿姨说,什么时候不哭了再下来吃饭,阿姨的话是矛盾的,明明不哭了。永浑身抖,待小朋友吃完,残羹剩饭,才被抱下,止不住哭,只是不再出声。

阿姨所说不哭,指这会儿。

拴永的绳子另一头拴在床与墙夹角处的立柱上,立柱糊了报纸,永能够到的部分撕得乱七八糟,斑斑驳驳,一个大铁钉子弯曲地钉在柱子上,绳子拴在上面不会脱落。另一头绳拴在孩子的背带裤上,到离床沿最近的地方正好悬崖勒马。床上及小炕桌上玩具真不少,老掉牙的拨浪鼓,老掉牙的羊拐,残缺不全的积木、木哨、玻璃球、纸飞机,只是再多也都玩腻了,永看都不看。倒是永远爱玩身上的绳子:解,咬,啃,粗麻绳很有劲道怎么咬也咬不坏。几架纸飞机停在火炉子旁和墙角,无法捡回——每次妈妈一走最先玩的就是纸飞机,明知捡不回来。

妈妈工间会回来两三次,给块馒头或半个糖三角,换尿布,屙了马上洗,开窗通风。绳子不会解开,时间太紧,拴上费劲,永完全习惯。妈妈几乎没时间和永说什么,手里忙个不停,永问这问那,妈妈只是嗯,匆匆离开。

永啃着啃着绳子,有时会突然站起来,不明原因,好像接到什么信号,踮着脚向绿十字窗外张望。视角太低,只能看天空、树梢、偶尔掠过的鸟、窗帘上半部分对面的红瓦、烟囱、圆顶像帽子一样的水塔。

这是个纺织厂,坐落在燕山石化广袤的田野上,尽管是无人的田野仍起了一圈漫长的红砖围墙,与乡村隔开,像城堡,工业城堡。墙外靠厂宏伟的大门有一段小河,河水清亮,水桦蓊郁,映着天,墙体生着一层厚厚的苔藓。

每次母亲都是断然离开,不回头,只偶尔时间有点富余,才会在窗缝稍稍看一会儿。永永远都是盯着窗缝的,有时真的看见了妈妈,四目相视,几乎能看到圆圆的白帽子,厚厚的蓝工作服:“妈妈!”瞬间消失。

母亲也只见过一回永在高高的窗台上。

父亲不同意将永拴在家里,两个大人每天为此争吵,吵来吵去,永也不知自己是想去托儿所还是留在家,最后想去托儿所,母亲不同意。

母亲知道了很长时间永都是在窗台上。

吃残羹剩饭。

父亲给永做了一支小手枪,但也只玩了两天就扔到了一边,和一堆“过时”的玩具没区别。孩子注意力太有限了。做了一辆木头小汽车,一只小船,一匹小马,汽车有轮子船有桨,但是都一样,一天就过时了。父亲不管想了什么办法,做了什么玩具永都玩不到一天。最后永最爱玩的就是把玩具扔到地上,听见“当”的一声,永应该是个音乐家。妈妈一走最先扔的都是带响的,枪,船,汽车,小马,哨,拨浪鼓,勺子,小碗,积木。对了,最先是纸飞机,扔完纸飞机才是别的。父亲教永从床沿往墙角扔,这样能捡回来,别处就捡不回了。永偏偏往别处扔,往最远处扔,好像就是不要捡回来。爸爸叠了无数大大小小飞机,晓永不扔了,直接胡噜到地上。

每每唯一留下的是大眼睛的布娃娃。主要永会跟布娃娃说话,边说话边把长裙脱掉,头发摘下来,拧下胳膊、腿,大腿和小腿分开,把脑袋拧下来、脚揪下来。然后再一一装上。有时装不完整,缺胳膊少腿,没有脑袋。每次妈妈工间回来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又把娃娃拆了?”第二句:“你又把东西都胡噜地上去了!”说多了这样的话,永就像等着这句话似的拆娃娃,装娃娃。

“永,妈妈上班去了。”每到大礼拜周末,妈妈都比平时愉快,“今天下午我们就回家了。”以往永一听会高兴地跳起来,抱住妈妈,妈妈也会让永抱一会儿。今天妈妈和永告别,永头都不抬下,盯着两只小鸟。

爸爸昨天抓了两只黄口小麻雀,麻雀已长出翅膀,但还不会飞。永对麻雀实在是一点都不陌生,每天拴着绳子,站在床上看天,窗外的水塔,红烟囱,麻雀经常飞来飞去,叽叽喳喳,跳来跳去,有时就在玻璃上。天然的都和自己无关,没有任何欲望,和烟囱一样麻木。没想到小鸟就在眼前,在纸盒里,可以用手摸。

昨天爸爸下班回来,扛着一个梯子。

“爸爸,你扛的是什么?”

“梯子。”

“什么是梯子?”

“看见没有,看见鸟窝了吗?”爸爸指着房檐。

“看见了,看见了。”永天天都看见。

“爸爸要上去。”

爸爸蹬上高高的梯子,到了房檐,三只嘴黑的麻雀围着爸爸的头大叫着飞来飞去,爸爸像没看见一样,一只手伸进了鸟窝,掏出了一只小鸟,晃了晃,揣进油渍的工作服兜。一共掏了两只。去年就有同样情景,去年的事永已不记得了,去年永三岁多还不记事。生命并非始于诞生,而是始于记忆,四岁就不一样了,邬晓永清楚地记得那个厂区金色的黄昏以及整个快乐的晚上,明天就要回家,鸟分别放在两个一模一样的纸盒子里,一如鸟一模一样,怎么那么一模一样?简直像幻觉。两鬓斑白的邬晓永记得看见两只鸟就像看见镜子,并且没把自己和鸟区分开来,天人合一,人鸟合一,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保有原始感觉的民族,人鸟合一具有人类学意义。我不知道邬晓永是夸赞还是反思,但我们的确像两个白发孩童。反正不管怎么说,永被活生生的一模一样的鸟攫住了,所有玩具都是死的,鸟是活得像自己一样,一切和鸟有关的事都是永抢着做,喂食喂水放置干草永都要夺过来重新放。一刻不停守着鸟,睡觉都要守着盒子,不停地打开看一眼,搂着盒子睡着。

第二日一早没让妈妈叫永就一下醒了,从没有过的事。爸爸正和棒子面,永大喊他来和,重新和,重新放棒子面,水,搅拦,两只小麻雀放在了一个盒子里,张开血盆大口。永拈棒子面的指尖,伸到了血盆大嘴里。

“小心咬你。”父亲说。

永像没听见一样,与信不信无关,就是没听见。

爸爸走后妈妈又忙活半天,收拾下午回北京的东西。通常下午一点厂里回北京的班车发车,每次吃过午饭就赶快上车。好在昨晚已收拾了一下,时间绰绰有余,妈妈走前又将两只鸟放在两个盒子里。爸爸昨天说,明天回北京给小芹一只,连盒子一起给小芹。盒子里有草,草就是窝,小鸟的家。小芹是邻居家调皮的小姐姐,穿烟色衣裳,系烟色皮筋,每次永回家两人都一块儿玩。

“我不想给小芹。”永对妈妈说。

“爸爸昨天不说好了吗?”

“我不想给她。”

“说话要算数。”

“哪只给她呀?”永噙泪。

“你挑一只,另一只给小芹,好不好?你挑一只好的。”

这可难为了永——没法挑。

“永,妈妈上班去了。”妈妈说。

永听不见,不知妈妈走了,好像早就走了。第一次挑“好”与“坏”,更重要的是区分着“自己”和“别人”。怎么选定邬晓永完全不记得,只记得选定了自己的便不再喜欢小芹的那只鸟,将小芹的盒子推到一边,甚至又推了一次,推得更远,拖着绳子都快推到床下面去了。永对自己那只爱不释手,真的是不释手,捧在了手心里,就好像抱起了小鸟抱起了自己。抱起放下放下抱起,爱抚,嘘气。小麻雀黄口,圆圆的豆子一样的眼睛,已经长出一点翅膀。因为长时间地被缚、时间过得如此之慢,永也养成慢的习惯,什么都慢,都是盯视,时间都被拉长了,放大镜一样盯视,细细抚摸,吹气。

鸟的眼像睡着了一样闭上一只,接着又睁开又闭上,再后半睁半闭,颤,再也睁不开。另一边眼一动不动依然很亮。永不知怎么回事,快速爬了两爬,抓到另一只盒子,迅速打开,小芹的小鸟两边眼都圆圆的,贼亮贼亮,现在好区分,永不由分说便将自己的鸟和小芹的鸟换了过来,自己的盒子推向一边。

再次爱不释手。

结果又发现鸟的眼睛在颤,睁开,闭上,并且两边一样。这非同小可——永虽然不明白但又把原来自己的小麻雀换回来。最后又都一样了,两边眼都开始颤,闪,闭着颤——如同盲人。盲人眼睛的颤闪永后来一点也不陌生。永不懂死亡,但在经历死亡,不知为什么,换来换去还是这样,非常委屈,小脸皱成一团哭了,虽然说不出但是永在恳求……一只鸟躺下了,另一只也开始挣扎,出溜,两个盒子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慢慢伸直,脚趾纵在一起,非常尖。

四岁,不到五岁,永目睹了整个死亡过程。

死亡的细节清清楚楚,一模一样。

没有人哭泣便无声。

母亲回来时,两只鸟躺在盒子里非常安静。

永也非常安静。

我生于1959年,这个不用说,我非常清楚。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小火轮上坐着父亲邬大清,母亲王莲,大哥、二哥、姐姐,三哥,他们分别是十二岁,十岁,八岁,六岁。这个也清楚,不用说。我必须还是要说说我的出生,我出生时邬大清四十七岁,他1911年人,严格说还是清代。这个时间离我太远了,我和清朝有关?开玩笑,我恨清朝。但我记事时他已五十岁,头发都白了。母亲比父亲小十岁,一记事她也已四十出头。我一出生是一个成人世界,没有孩子,所有人都是大人。我记事时就是鸟死的那年三哥也都已十二岁,在我眼里他也是大人。我不会对鸟不解,但对哥哥姐姐不解,院里孩子都有年龄相近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他们整天像猴子一样打打闹闹围着母亲父亲,我无这场景,无法和任何人打闹。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一回事,我是另一回事,他们是有猴山的。我其实也不理解鸟,特别它们死了之后。

永坐在花白头发父亲的大腿上,临窗看着田野移动的窗外。孩子不懂风景,看什么呢?但永鸟眼一般地看。孩子一般很少眨眼,或者鸟从来是不眨眼的,总之孩子与鸟仍有着一种古老关系。不同,当然不同太多了,不同在于永不喜欢过道,过道人来人往,打水的,上厕所的,列车员,乘警,还有孩子跑来跑去,另一边满满当当全是坐满的人,永不喜欢,就临窗让邬大清、王莲挡着。特别刚上火,惊魂未定,一直是王莲拽永,永的手疼得要命,却一直忍着不敢叫。

纺织厂休大礼拜,每过两周班车将职工及家属送到火车站,下午两点有一列慢吞吞的绿皮火车驶往城里。过去出了城墙再进来就叫“城里”,海淀区都这样,更别说远郊房山。公私合营,许多胡同里的小纺织厂合并在房山田野上建厂——围墙、厂房、烟囱、水塔崛起,乡村出现了许多城里人。有人扎根以厂为家,更多人像候鸟一样飞来飞去,一到大礼拜如同过节。

火车不同汽车,总是让人无由紧张,即使时间绰绰有余。火车凶猛、怪诞、尖叫,人们大包小包或站或坐等着“怪兽”尖叫着到来。房山火车站在窦店,没有围墙、栅栏、候车室,只有一个荒凉的站台,一个斑驳的站牌,如果不是每两周一次的突然到来的一拨乘客,小站几乎无人。但每每大鼻子班车一来,这里就像一棵冬天的枯树突然落了一大群麻雀嘁嘁喳喳,热烈非凡,甚至你挤我,我挤你。嘁嘁喳喳叫个不停。火车一来人们逃荒似的大包小包挈妇将雏扑向车门,一如麻雀炸飞,一窝蜂飞到另一棵不相干的树上。上了车一样紧张慌乱,找座位、放东西、喊孩子,直到列车启动列车员送来开水才逐渐安静下来。安静快乐氛围又像炭火一样慢慢燃起,说话、喝水、吃东西。

永也在吃东西。嚼着一块白薯干,又干又硬,非常难嚼,守着窗——嚼得津津有味。白薯干分红白,红的甜几乎相当于糖。厂附近农民摸到规律,一到大礼拜就在厂门摆摊,核桃,山里红,酸枣,白薯干,人们也或多或少买一点,回到城里分给邻居孩子总是一大新鲜。如果再带回两只黄口小麻雀,那新鲜就更大了。

死鸟没放行李架上,放在座位下面。邬大清不同意将鸟带回北京,但是反对没用。不仅带回还要分装在两个一模一样的盒子里,其中一个送给小芹。走前父亲母亲小小地吵了一架,父亲是从来不发火的,对死不同,哪儿有送人死鸟的?多不吉利?不是咒人吗?孩子不懂事你也——后面的“不懂”没说出,斑白头额角青筋绷了出来。

母亲听后把两只鸟分开,装进纸盒。

“你怕死我不怕死。”母亲说,话不多。

“这和怕不怕死有什么关系?多不吉利!”

母亲让永再挑一次,哪只给小芹。母亲说“五一大扫荡”村里死了许多人,整个交通壕沟都是,八路军肠子都流出来还在高喊口号。

邬大清不再反对。

慢车,几乎感觉不到风,车窗只能提到一半田野也一半。快到大河了,永也是因大河才守着窗,越害怕越守着,火车一接近桥,还没看到永便抓住母亲手,果然永定河茫茫扑面而来,火车驶进水里,永不懂桥,在永看来就是进了水。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在官厅穿越马径山,南流窦店,过卢沟桥、石景山向东,流经广蓟县进入北京,永定河的方向就是进北京的方向。永不知道这些但不表明没经历过,河水明晃晃,布满细细的火车震动的波纹。白薯干剩了一半还多,比小狗还慢,许多时永就是吮……到了河心出现一泓有很高水草的沙洲。熟悉的沙洲,草亮亮的沙洲,闪着光,白鸟飞起来,带着沙洲走了过去了,到了对岸。越来越宽的岸,火车一下就驶了上去。永一下踏实下来,放下多半块薯干在小桌板上。

“我要看鸟!”

“看什么看,死鸟有什么可看的,睡觉。”

“不行,我看鸟活了没有,妈妈,我要看鸟。”

母亲和父亲穿着同样蓝劳动布工作服,工作服不分男女,区别只在母亲方形的别着黑卡子的短发,上班时戴着白帽子,下班一进屋一下摘掉。永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刻,不喜欢走时戴上。

母亲从座位下取出两个同样的纸盒,递给了永一个,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小芹”二字。父亲别过头去不看死鸟,不想争吵。永打开盒子,看一会儿,没合上盒子就给了母亲,要另一个盒子。

父亲起身去了厕所,去了很长时间,回来时永依着母亲睡着了。

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车厢里座椅斑斑驳驳,弥漫着时间的气息,混合着汗味食品以及行李散发的气味。和小火轮的情景不同,现在他们是两个“年轻”夫妇带一个孩子,主要是因为孩子小。事实上两人都不年轻,都有历史,但非常不同。邬大清13岁背井离乡,在天津当学徒,后来到了关外,在一家株式会纺织厂当修理工。王莲很早进了邬家门,17岁入党。母亲参加了“冀鲁豫边区抗日群众英雄大会”,被边区政府授予了“抗日群众英雄”。开会要穿越数百里到敌后,沿途七名八路军护送,还给母亲配备了一把叫“杜撅”的短枪,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沿途母亲还真开了枪。开会地点在河南濮阳,大会选出边区战斗英雄、群众英雄258名。史载会后举行了英模骑马盛大游行,在濮阳城街道巡游一周,受到数万群众夹道欢迎。大会更以100响钟声向英模们致意。由高跷队、秧歌队等组成的文艺队伍伴着锣鼓声为大会助兴。英模们跨上高头大马,聂荣臻亲自为英雄们执缰牵马,英雄们行进在长达十多里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简直像在古代。

“群英会”后八路军动员母参加队伍,奶奶赶紧通知了关外的父亲。父亲回来了,无论如何父亲在大家庭中的威望与日俱增,盖了三处大瓦房院子,两个兄弟在县城读了中学。民兵将母亲的院子团团围住,一听见动静就准备立刻冲进将父亲抓起来。只是围了几天几夜一直没听到动静,在墙头、房顶像壁虎一样也听不到真正的动静。母亲最后竟然劝走了民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是出人意料:父亲与母亲取得一致意见,父亲同意母亲加入队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简单很复杂都有可能。但母亲却没走成,奶奶请出了姥姥。姥姥非常简单对母亲就一句话: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跳半截河。另一个原因母亲怀孕了,1945年日本投降,大哥出生,好像双重的预言:一个时代结束了,母亲安心生儿育女。想想许多年父亲在伪满工作,母亲在抗战,堪称传奇。母亲晚年回忆最骄傲的一次胜仗,日本人进村扫荡,母亲抹了一脸锅灰,日本人问母亲看见八路军没有,母亲说看见了,刚出村,向西去了,八路军当时一个连在地道里,母亲告知了情况,八路军立刻出动,抄了鬼子的后路。母亲曾对过年才回来一次的父亲说不打败日本不生孩子,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通常很难做到,就算一年回来一次也难做到,甚至更难做到,母亲做到了。

没有传奇,只有真实,随着二哥、姐姐、三哥的出生。母亲作为曾经拥有短枪的妇女载入史册是必然的,正如生活如同大海也是必然的,随着一家人上了船、永的意外出生,母亲看似已忘了那场战争,只是一名农村来的挡车工:她的孩子被放在窗台上她没办法,把永缚在床上不是办法,父亲反对,反对没用。

事实上1957年的航行并不平静:大哥水性好,一直站在船尾的窄门处,后来二哥也站在了船尾,父亲一直在教育他们,城里人什么样,有哪些规矩,得有礼貌,母亲听烦了,同父亲吵起来,甚至行前发生了到底还去不去北京的危机。母亲说他们不稀罕北京,一次不安且不愉快的航行,是父亲始料不及的。

船自半截河启程,河水浅浅,水草丰茂,村庄、院子,渐行渐远,半截河是古洋河支流,上达子牙河下达大清河,在半截河村段、任丘段、宿驾口都有渡口,当年《诗经》的传播者就是沿着古洋河南下,到了半截河对岸,掘窑造屋。船到白洋淀起风了,浪很大,芦倒向一边,父亲将两个哥哥叫回来,父亲不再唠叨北京。

永没在船上,也许在另一条船上,只是这条“船”没人,永总觉得和哥哥姐姐无关。一直看不清母亲。她在船上吗?这个世界没有比母亲更神秘的事物。而永与母亲的关系记忆最清的就是被缚的关系。可话说回来看起来是缚住了永实际上是解放了永,把永从世界区别或者说解脱出来。被缚,不该出生永不知是一种什么关系。总之我一生下来就是成人世界——小动物都是成群的永不是,永不会对鸟不解,但对哥哥姐姐不解,甚至也对所有“人”不解。

从空中看北京就是一片屋顶的海浪,北京很低,也一如海很低,站在任何一处房顶或城墙上都一览无余,一望无际,就像站在舢板上。那时没楼,极偶尔一座楼冒出头远称不上摩天,反而孤零零的像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不少海子,北海,什刹海,西海,中南海,陶然亭,像镜子一样闪光。北京当然不靠海,但在地貌学家眼里靠海,因此有谓“北京湾”。“北京湾”确实恰如其分,到香山“鬼见愁”极目稍加想象即可见北戴河,黄金海岸。但说到底什么海湾的和老百姓无关,老百姓就是胡同,四合院,锅碗瓢盆,煎炒烹炸,窝头馒头炸酱面。

本文刊登于《北京文学》202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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