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翻译理论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奈达的交际理论，它们在我国粉墨登场，各有各的说法，而且无一不头头是道，其精密的系统和凿凿的言辞，令我国学者纷纷赞叹和皈依，就连资格深厚的老翻译家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有些专家学者哀叹道：“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翻译界“欣欣向荣”的景象给西化的学者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以滔滔的势头逼退了“传统派”，叫资深的翻译家退避三舍，因为他们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生花的妙笔，怎奈西化的学者说话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呛人得很，“传统派”根本不敢打擂台。这下子苦了翻译实践者，他们不知道该顺从哪个流派好，于是便依照自己的理解译将开来，只知道“忠实于原文”以及“通顺”即可。乱啊！错啊！其实，大部分译文仅仅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却枉顾内涵和延伸意思——这是一种倒退，翻译质量甚至还不如鲁迅的那个久远的时代，也不如我们建国初期（茅盾等优秀翻译家彼时在为我们掌握着航向），翻译出来的诗歌哼呀哈呀，非但没有了诗歌的相貌，就连意思也含混不清，读之如雾里看花。幸好我国及时地提出了“文化自信”（也包括翻译自信），才有了回暖的迹象。一些专家正本清源，开始郑重地提出了翻译的“规矩”（也可以称为“王法”）。谁都不愿当“违法之徒”，只是不明白何为“王法”嘛。

说实在的，若论翻译（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中国的确比西方强。早在公元68年，我国就建立了白马寺译经院。以后，翻译人才群星灿烂，有竺法兰、安世高等，玄奘（即唐僧）更是佼佼者。三国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支谦提出了“求信”“求达”的翻译思想，后经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严复梳理和排序就有了“信、达、雅”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