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现代旧体诗人如何看待新诗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其态度往往比较隐晦，甚至自相矛盾。而钱仲联对新诗的看法却较为鲜明，他基本上认为当时的新诗不足以成为中国诗未来的出路。他在1926年4月《学衡》第五十二期发表《近代诗评》，历数自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名家，论其特点与短长。谈到新诗时，批评其“下至揉杂俗腔，标榜新派，《尝试》《草儿》之集，《女神》《湖畔》之编，僭据诗坛，见悦市贾，斯更等诸曹郐，略予攻弹”。他在1937年1月《学术世界》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十五年来之诗学》，再次批评新诗：“此十五年中，有所谓白话新体诗者。胡适之（适）《尝试集》为其开山，刘大白、刘复、俞平伯、康洪章、郭沫若、徐志摩诸家继之，固亦从事于诗体解放者也。然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大雅所弗尚也。”不过他同时也指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这十五年，“诗体解放”已然成为潮流：“此十五年中，实为诗坛转变之枢。论其趋势，则由模仿而进于创造，由束窘而进于解放。而其成熟之果，则尚有待于将来焉。”钱氏所言非虚，关键是如何改变。他说十五年来的诗体解放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解放而未溃古人之围而出”，另一种是“尽抉诗之樊篱而破之”，前者如孙雄、王逸塘、杨圻等人的旧诗，后者即胡适、刘大白等人的新诗。他认为这两种解放途径都不理想，唯一认可的是“以旧格律运新意境”。但他又指出，如吴芳吉的作品，“有意以旧格律运新材料，然诗工太浅，所作芜秽庞杂，不足成家”。所谓“诗工太浅”即指吴氏诗不擅长使事用典。在另一篇文章《浙派诗论》中，钱氏追溯了清诗中浙派的源流，进一步指出：“今更当为进一步之革新，以浙派诗人艺术上之手腕，运新旧境界于一，必能光怪陆离，为诗世界拓新天地，则后起群贤，不可不勉也。”同光体浙派的突出特征就是“万卷撑肠，预之以学”。“运新旧境界于一”，也即用旧的典故反映新的现实，两者结合，即代表了钱氏的诗歌理想。

钱氏晚年自述受到陈衍、夏敬观、李宣龚等同光派诗人影响，并说近代以来最为佩服沈曾植。他说自己虽并非“同光体一派”的诗人，但早年就有志于“张新浙派之帜，本子培不坏一法不取一法之恉而光大之，为诗世界开辟新天地”（《十五年来之诗学》）。他曾质疑陈衍提出的“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说法，认为同光体闽赣派中多非学人，唯浙派的沈曾植方称得上真正的“学人之诗”。钱氏为最难懂的《海日楼诗》作注，在自序中认为沈氏远超朱彝尊、钱载，近逾陈三立、郑孝胥，高度评价其“括囊八代，安立三关。具如来之相好，为广大之教主”（《沈曾植集校注·自序》）。钱氏自己也学殖深厚，博文通史，可以算是同光体浙派当之无愧的传人。

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残酷的现实也使钱仲联关注到诗界革命派，笺注《人境庐诗草》的工作也正是在此之后逐步开展，到1936年正式出版，与他大量书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正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