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三联书店首次引入董桥作品，以“读书文丛”出版了两种董桥作品《乡愁的理念》（1991）和《这一代的事》（1992），附收了柳苏先生原先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1989）。柳苏是罗孚的笔名，在北京居留十年期间和《读书》结缘颇深。2013年，李昕在三联总编辑任上支持饶淑荣出版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为推广宣传，李昕在微博上发文《你一定要读王鼎钧》，引起媒体舆论关注，“王鼎钧热”迅速升温，四部曲大卖超过十万套。而今轮到我来写李昕印象记，趁着春节假期，翻出李昕的十二种已版图书，读到快意处，不敢藏私，不甘专美，忍不住也要效颦罗孚，扯嗓门大喊一句：“你一定要读李昕！”

这么写这么说，一是因为和李昕太熟悉，二是因为他的书真的好。从2005年他到三联书店工作，我们开始共事，朝夕相处九年。2014年，他退休，被商务印书馆返聘，两家出版社南北相距不到九百米，我们还是常见常聚。2021年，我调到商务工作，再次聚首为同事。前后二十年，可说相知相契，无比熟稔。李昕退休后，从“为他人做嫁衣”，到“为自己量体裁衣”，从2015年横空出世的《做书：感悟与理念》，到新近出版的《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的时代》（以下简称《翻书忆往正思君》），十年间出版了十二种个人专著，包括繁体港版和简体内地版。用编辑的眼光和好书的标准衡量，可说部部都精彩。这些书我都放在身后书架上，和三联前辈邹韬奋、范用、沈昌文诸先生的作品放在一起，时常翻读，而且为他的书写过序言和推荐语，写过书评，还曾应邀作为嘉宾参加过两场对谈活动。

我与我的世界

李昕的这篇新作《我的大学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主题写出了他的九年知青生活，除了清华园生活和家庭片段与他的《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略有交集之外，这是他的已版作品中少所涉及的一段青春往事，因此也不妨叫作“我的知青岁月”。他过去的写作，我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偏于编辑和出版的经验，谈做书的感悟与理念，可归入编辑学，适合做编辑出版培训；另一类是侧重出版史或回忆录，讲述书与人的故事。如果粗线条地概括的话，这些书都是聚焦他大学毕业后四十年的出版生涯，前者是有书无人，后者是有人无我，不免有“大公无私”之感。比较而言，只有这篇《我的大学梦》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聚焦于自己的知青生活和贯穿其间的“大学梦”，第一次进入“有我之境”。而且这篇文章是首次把回忆录系列的时间线往前推到青少年时段，也就是1969年十七岁到吉林白城洮安县下乡插队，到1978年二十六岁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近十年，我是把它当作李昕自传或回忆录的“前传”来看的。读完之后，又不免得陇望蜀地期待他接着写大学四年的回忆录。那自然是许多人都写过的题材，武大在那个时期也是有故事的名校，故事也精彩，如他的同学喻杉曾写过《女大学生宿舍》。相信李昕写他的“男大学生宿舍”，也一定值得期待。如此，他的回忆录才能在时段上形成完整的闭环。

《我的大学梦》中有三个故事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他从家里抽屉里找到户口本，没和父母商量，就偷偷地跑到派出所把户口迁到吉林农村，那个洮安县我是第一次听说。李昕从小在清华园长大，读书在清华附小、北大附中，放着颐和园也可以“插队”的选择不要，却一脚迈到东北黑土地的农村，这固然有青春期叛逆的因素，也可见其激情，无怪乎他后来列举编辑的职业素养，格外强调“激情”。二是他的带病下乡。李昕十四岁那年被协和、日坛、朝阳三家医院确诊患淋巴癌，存活期仅有四到六年，医嘱静养，“五年免体免劳”。如此病情，他居然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人干的农活他一样不落下，真是不管死活。神奇的是，八年后复查，肿瘤消失，癌症居然凭空消失了，可谓传奇。三是出于正义感和血性，为受害知青鸣不平，写公开信，因此得罪公社书记，致使原本板上钉钉的入党和上大学这一改变命运的“成双好事转头空”。这件事特别能看出他日后做书的胆识和担当。

有这样的前传作背景和铺垫，我们似乎更能理解李昕四十年的出版生涯这部正传。曹聚仁的回忆录名为《我与我的世界》，我觉得此书题可以作为概括所有自传或回忆录的模版。李昕的回忆性随笔，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亲历亲见的往事。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作家学者打交道，书里书外，都是故事多多，借助写日记好习惯积累下的记录，加入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如此夹叙夹评的文体，既是回忆，又是随感，集合起来就构成了自成一片天地的“李昕与他的世界”。这里的“世界”，也可以换成“时代”，也许更贴切。这既是“李昕们”77、78级堪称辉煌的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的写照，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既辉煌又令人怀念的大时代的文化侧影。

赶上了出版的好时代

回首往事，李昕常说自己“生正逢时”，“赶上了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