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以前，我的生活与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大学有着不解之缘。因为父母都在清华大学工作，我三岁上清华幼儿园，七岁上清华附小，十三岁时又考上了北大附中。这样优越的成长环境，想必是令很多人羡慕的。就像人们说富家子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家虽不富有，但我也算是降生在书院里的孩子。读书，上学，从小学一直到上大学，对我来说应该是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事情。记得几年前，我们一群清华幼儿园同学举办过一次“毕业六十年”聚会，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几张聚会照片，引起朋友们一片惊叹：你们从小就上清华呀！

一

大学梦我是从小就做的，虽然能不能上清华这种顶尖大学是另一回事。童年时，我可以清晰地设想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不曾想到会被改变。随着政治因素的影响日益重要，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生能否上大学已经不完全取决于高考分数。我大姐李维琪曾是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和优良奖章获得者，在北京著名的一零一中学是排名数一数二的优等生，她1960年参加高考，一心想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却意外地被第四志愿北京农业大学录取。我们后来才知道，父亲在1958年以后政治上被“插了白旗”接受批判，因此波及她。其实她还是幸运的，她的好友中有一位同样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因父亲是“右派”，连大学都没得上，而被分配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那时，我对这一切完全无感，还是过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贪玩，常和一群“野孩子”在清华园里疯跑、追打、捉蜻蜓、逮知了、掏鸟窝、摸泥鳅、抓田鸡，等等。为此母亲没少揍我，打完就罚我写作文，她出题，评阅，判分，写得不好就罚我再写一篇。但淘气归淘气，我也喜欢看书。父亲要搞文学翻译，他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中文修养，于是买了很多当代小说，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红日》《红岩》《红旗谱》，这些书家里都有，我在上中学以前就囫囵吞枣地读过。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只有语文、数学两门，我把握很大，数学没有错题，应是满分，语文考前押中了作文题，成绩也应接近满分。第一志愿填了清华附中，不但应能录取，而且还可以被分配到重点班。但是接到录取通知，我才发现被调剂到第二志愿北大附中（此时北大附中新建不久，影响力无法与清华附中相比）。

北大附中当然也是重点中学，顺利读下去，上大学也没有问题。但不承想，初中一年还没读完，就闹起了“革命”。学校停课了，一停就无法恢复，虽然短暂地搞过“复课闹革命”，但已和“革命”前不可同日而语。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荒废了。运动中，因家庭出身的原因，我没有加入过派性斗争的组织，但是因为内心向往“革命”，却也整天和红卫兵混在一起，甚至还很幸运地被分配到学校的图书馆负责保卫，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可惜那时我不懂得选择图书，乱七八糟地读过一些文学作品，现在能想起的不过是《海底两万里》《堂吉诃德》等寥寥几种。1969年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安县的农村插队，我甚至趁便从图书馆带走了二十来本书，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多年后想起来，这简直是监守自盗，让我悔愧不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四十年后在三联书店工作时，我曾专门给母校北大附中图书馆捐书六大箱，总计一两千本，校方很高兴，但他们不知我另有隐情。

我的文科基础大概就是从这时打下的。在东北农村，我们当时是要在“广阔天地”里面“大有作为”的。和当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夏秋三季无休，只有冬天，因为天气格外寒冷，不能种地而可以“猫冬”。这时我们知青会回到北京的家里，安安静静地读几个月书。因为心里面总是隐隐约约感到将来会用得上书本里的知识，所以我在那时自学过中学的数理化知识，数学一直读到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但物理和化学因为无法做实验，只是补学了初中课程。还有英语，我是从字母开始自学的（在北大附中，我学的是俄语），背了一千多个单词而已。论兴趣，我还是爱读文学类的图书。

那几年，每到冬天回京时，我都会到北大燕东园去找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梁宝勤。她是新加坡华侨，爱人王家福是北大东语系讲师，偏巧是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几位得意弟子之一。所以梁老师对我总是特别亲切。每次见面，她都会嘱咐我多读书，不要浪费光阴，并且主动借书给我。我初读《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部古典名著，用的都是梁老师的书。当时读得最入迷的是《三国演义》，熟读了很多精彩段落，逢人就讲三国故事。梁老师的书，借来时是崭新的，还回去时皱巴巴的、卷边的都有，有的连封面都弄掉了，让我在老师面前很是尴尬。

刚下乡那两年，虽然并没有真心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也绝对没有想到还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两年以后，心眼变活了。因为得到一个消息，大学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和我同公社下乡的一位知青被吉林师范大学招走，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我开始想，何时可以轮到我？

二

大概也就是从这时起，吉林的省、地、县三级用人单位纷纷从知青中招工。此后一连几年，一同下乡的知青，多数离开了。到1973年底，我们集体户由十五人减员到五人，男生只剩下我一个。其实我并不是没有机会提前离开农村，但是我心里只想上学，对招工不感兴趣。若论表现，在农村，我算是比较勤劳肯干的，因此还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这种条件，要想被“推荐”到一家工厂上班，应该并不困难。事实上，也有过两家招工单位征询过我的意向，被我婉拒。因为上大学才是理想选择，我宁可在农村多待几年，也要等到机会。我想这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我父亲，都是一个极大的心愿。记得1973年，公社组织农村干部参观大寨，一行人在北京转车，其中一位公社党委常委被我邀请到家里小住三天。父亲郑重其事找那人谈心，说出自己内心的两点想法，一是希望我入党，二是想让我上大学。那位党委领导当场表态，说根据我的个人表现，这些都不成问题。

197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所在的瓦房公社有六七个招生名额。由于我在公社团委任职，消息比较灵通，打听到这些招生名额多数是中专，但是有一个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的招生指标。我写信告诉父亲，他很兴奋，回信说学理工甚好，希望我能被推荐。他如此说，是因为他自己作为文科教师，在历次思想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觉得学理工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于是，我在报名表相关栏目里直接填报了吉林工业大学。后来，公社党委开会研究，真的同意了我的申请。有一天，党委宣教委员拿出一叠盖好大红印章的大学招生推荐表格给我看，六七张表格中“公社意见”栏目里面，只有我的一张表填写的是“同意升入大学理工科”，其他人的表格一律填写“同意升学”。我以为，这次上大学是板上钉钉了。

令我意外的是，那天的公社党委会是副书记主持的，姓刘的党委书记因在县城开会而未能参加。刘书记回到公社后，了解到大学招生推荐情况，得知公社意见已经报到县里，他立刻赶回一百公里以外的县城，向县招生办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说起来很是晦气，这次升学，对我是成双好事转头空。好事，当然除了上学，还有入党。那位去年曾经到访过我家的党委常委回到公社就提议发展我入党。他亲自到我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的生产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是，在公社党委开会讨论之前，党委按程序做外调，发函给我父亲工作的清华大学，那里的一份不负责任的回函，把公社党委众人吓了一跳：他们根据“文革”中“工宣队”对于父亲所谓“历史问题”所做的审查，提供了一堆不实之词（具体情形可参见我的《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此处不赘），虽然纯属子虚乌有，但写在党委函件里面，就是一锤定音。我的入党申请未被党委批准，这当然是重要原因。

但是让刘书记对我改变看法的并不只是这件事。

1973年底，我所在的知青集体户因为减员，被合并到另一个生产大队的集体户中。刚到那个户里，我就发现有一位姓李的男同学一只眼睛蒙着纱布。问情况，得知他那只眼睛因为受伤而近乎失明，视力只有零点零一，几乎是除了光什么都看不到。至于怎样受的伤，户里同学告诉我，是被霰弹猎枪的火药炸的。

那时在我们瓦房公社一带，每到秋收时节，天上总会飞来成群的乌鸦。鸦群庞大，动辄上万只聚集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如巨大的乌云，遮天蔽日，叫声震天。乌鸦常常会落在高粱或玉米田里毁坏庄稼，所以生产队派社员看青，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驱赶乌鸦。乌鸦怕枪响，不必真正伤及它们，只要猎枪“轰”的一响，它们就立刻四散而去。这种猎枪有一米多长的枪筒，火药和铁砂从枪口填入，点火装置是一个特制的砸炮儿，它扣在枪托和枪筒之间一个带孔的底座上面，扣动扳机会砸响砸炮，这样便可点燃枪筒内的火药，进而将作为子弹的几十粒铁砂射出。这种枪通常是打猎用的，很多农民家里都有。我在农村看青时也时常玩弄这东西。

猎枪炸开了，显然是火药装多了。而装火药的人，是公社和大队为知青集体户指定的“贫下中农老户长”，也就是党委安排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人。据同学们描述，那天李同学端着猎枪，面对鸦群，稍一瞄准就扣动扳机，随着一声巨响，顿时人倒在地上，整个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那把霰弹猎枪断成两截，飞出几米远。

事情涉及老户长。这位老户长可不简单，他五十来岁，是土改时期翻身闹革命的老贫农，平时在乡里就是很硬气的人物，特别是他“通天”。公社党委刘书记只要到我们生产大队视察、开会、办事，肯定会到他家里喝酒，两人是称兄道弟的哥们。有了这一层背景，他虽然不是领导干部，在乡里也享有很大话语权，常常是说一不二。他作风霸道，常到集体户指手画脚，有时还要这要那，占些物质上的小便宜。一些知青早就对他很反感。李同学性子直，曾经和他发生过两次激烈争吵。所以这一次事故的发生，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是老户长借机报复李同学。

生产队里也有一些老乡对我说，那老户长是老猎手出身，霰弹猎枪该装多少火药，他心里是有数的。怎么会一下装了两倍以上的火药，爆炸时连枪管和枪托都分家了？此事太可疑了。

事情发生后，李同学准备病退回北京，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但是对这个事故，是不是需要调查，是不是有人应该被追究责任，这些话题从未有人提起。因为我当时在大队和公社两级都有任职，自认为是一个有责任为知青代言的人，遇到知青受迫害的事，我不出头谁出头？所以我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找了几位知青和我联名，要求彻查猎枪爆炸事件并处理相关责任人。信交给谁呢？考虑到老户长和刘书记的关系，不能送到公社。我们商量后决定，用毛笔把公开信抄录成大字报，贴在大队部办公室里。

今天想来，这件事我干得的确很冒失。我当时不懂，这样的事假若要调查，也应该向公安报警，而不是写什么公开信。何况，时过境迁，当初的证据都未保留，那把断成两截的枪都找不到了，调查怎会有结果？再说，就算能证明枪管被炸裂是火药过量所致，也不能证明老户长是有意为之。他和李同学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到不了需要如此报复的地步。但我那时年轻气盛，思想单纯，一心只当是伸张正义了。其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不过是公社派了两个办事员来了解一下情况，什么结论也没有给出。不过，因为那场舆论风波闹得不小，老户长从此不再过问集体户的事，就像被免职一样。

由于老户长和公社刘书记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此事惹得刘书记不快。事后他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一反过去的亲切和热情，只是冷冷地把我教训了一顿。原话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大意是说全公社这么多知青，他曾经有意栽培我，提拔我，但现在对我失望了。

接着就是我的入党申请未获批准。待到几个月后大学招生，刘书记听说公社党委开会推荐我上大学理工科，竟然专程赶到县里招生办，要求把我从吉林工业大学换下来。当然，他最为名正言顺的理由，是因我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不适合推荐到“内燃机”这样的机密专业。至于其他理由，他根本不需要说。这样做的结果，是粉碎了我的大学梦。我随后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哲里木盟师范学校。

三

上中专也算是“工农兵学员”，在当时的环境下，好歹也是受到贫下中农推荐，代表“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如此也令我有些微的荣誉感。但是我假期回京，见到父亲，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他说：“唉，你都二十几岁了，还在上中学呀！”我说：“不是中学，是中专呀。”他回说：“中专和中学是一回事。”当然，他是大学教授，他这样看问题我无法改变。可是听了这句话，我感到自卑至极。的确，我在清华园里的发小，很多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有的还是清华、北大，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命运太差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因为我没有上成大学而被分配到中专，曾在单位开会时慨叹命运不公平，还挨了几位左派教师的一通猛批，受到羞辱。于是我知道，我真需要给父亲，也给自己争一口气。

哲里木盟原属内蒙古，我上的师范学校设在通辽市。我从吉林白城地区被分配到这里上学，是因为当时出于战备需要，哲里木盟被划归吉林省管辖，成为它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在学校中，和我同年级的大约有一千名学生，来自北京和天津的知青很多。我选择的是文科班，同班党员同学超过百分之六十，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团员。那个时代，学校里特别重视政治条件，按理说，在这种环境下，我应该是个边缘人物。但我要为自己争气，没有放弃努力。我发现同学们喜欢业余创作诗歌和散文，就创办了一本油印的学生刊物，自任主编，帮助同学们修改稿件并发表在刊物上。此举大获好评，于是被选为校团委宣传委员，受到格外的重用。也许是因为我的口才还不错，那两年中，学校开各种大会，只要有学生代表上台发言，那人肯定就是我。一来二去，我简直成了一个风云人物，在朋友面前都有些不好意思。毕业时，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到各县（旗）去教中小学，仅有三位同学被宣布留校，我是其中之一，但旋即我又被哲里木盟地区教育局调去当干部。

说来也是有缘，我在教育局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大学招生。那是1976年，“四人帮”刚被粉碎，大学招生方式尚未改变，还是所谓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那时连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办事员，上衣的两只口袋里面都塞满了托人情的纸条。招生办的电话被各种关系户打爆了。大家可能都意识到，今后招生制度会改革，上大学不能凭关系了。

果然，一年以后，高考恢复。我感到自己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了，一想起就怦然心动。但是，此时我已是招生办的主管，工作繁忙到天昏地暗，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而自己却与高考无缘。

其实，早在报名阶段，我曾对局长表示，自己也要参加高考。这位局长姓毕，他一向对我很好，重视、爱护和关照有加，把我视为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但现在，他却找出一份红头文件，那是教育部或者吉林省教育局发来的大学招生规定。他把其中一段读给我听，意思是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要在教育岗位上服务两年之后才可以参加高考，而我毕业刚满一年。我感觉失望、无助而又无法争辩，因为我知道，这一条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我同班同学中被分配到中小学的，有人已经报名参加高考，并得到本单位批准。但我在教育管理部门做事，不能“执法犯法”，真是无奈。

自己不能升学，但是我却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大学梦。因为哲里木盟在吉林省属于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我曾根据当时的文件精神，要求吉林省招生办公室对该地区的考生在同一分数线下优先照顾。这样使本地区一些考生获得了更多的录取机会。对一些志愿填报错误的考生，我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帮助他们修改志愿，使之成功被录取。那时我帮过忙的，不下十数人，现在已经不记得姓名，只记得，他们曾经拿了很多礼品来感谢我，但我一瓶酒一盒烟也没有收过。

我在哲里木盟师范学校有一位姓高的同学，他是天津知青，在学校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南开中学老高三毕业生，知识基础扎实，1977年高考成绩优异，位列哲里木盟数万考生的前十名。但是他一心只想回天津，高考志愿只填报了南开大学，其余志愿空缺。偏巧南开大学在吉林省只招一两名学生，又偏偏有一两人考分比他略高，于是他落选，虽是高分，档案却成为死档，无处投递。我在省里参加招生会，他的考生档案被南开退回时，眼看第一批次录取即将结束，我得知吉林医科大学录取还没有满额，连忙打电话回通辽，问他是否愿意学医。他回复“可以”，于是我立即代他填写了志愿，把他的考生档案送给吉林医大。因为他的分数比该校的录取分数线高出几十分，所以一切尘埃落定。后来，他毕业后顺利回到天津，在天津一家三甲医院工作几十年，成为国内著名的麻醉专家。他一直很感慨，说我为他做这件事，决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道路。

四

对我来说，经过1976、1977两年招生工作经验的积累，到1978年大学招生时，我已经是哲里木盟地区招生办的实际负责人了。招生办主任由教育局副局长兼任，但具体工作全部由我负责。从政策宣传、发放报名表格开始，到在各市县（旗）设立考场，接送、分发、密封、回收考卷，组织考场监考，考后闭关评卷、登分，建立近十万份包括各种表格和试卷的考生档案，一直到连续两个月在省里参加录取工作会议，和全国各大高校招生办对接，把考生档案一份份送进高校并接收录取通知，等等。当时，整个哲里木盟地区熟悉这全盘业务的，除了已经不再分管招生工作的毕局长外，只有我一个人。

这时我提出自己要参加高考，毕局长知道，现在我已经毕业两年，无法再用政策规定限制住我了。但他还是不想放我走，几次找我恳谈，挽留我继续为教育局效力。他许诺说，如果我不走，现在就任命我做招生办副主任，工作结束、招生办撤销后，我可以做教育科副科长。

我知道毕局长对我是真心欣赏的，他的承诺也是有诚意的。但是这一次，我狠了狠心，婉拒了他的善意。原因有两个，一是被我亲手送进大学的一些朋友来信介绍他们在大学的新生活，令我神往，心里痒痒的；二是我的父母来信，告诉我今年要参加高考，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必须抓住。我记得老局长在被我拒绝后失望的表情，他一再叹气说：“可惜了，可惜了。”因为在他看来，年仅二十五岁的我，如果当时就入党做了科级干部，后面可谓前途无量（我的哲里木盟师范学校同学中就有一位沿着这条路，后来做了副省级干部）。不过，他的看法后来也有改变。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时，他已经是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的副厅长，曾利用到北京来开会的机会来找我。那天，我在出版社的大食堂里请他吃午饭，他发了很多感慨，说当年他是鼠目寸光了，“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幸亏我没有听他的，否则不会有今天。我也感叹说，那时他竟然如此看重我，令我感动，几十年来一直不曾忘怀。

1978年高考，我评估自己当时的条件，恐怕是只能报考文科了，因为在师范学校两年，我是学文的，理科的知识没有碰。于是开始复习备考，涉及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门。但是哪里有复习时间？招生办的工作繁忙，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晚上十点以前无法离开办公室，要看书只能在半夜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复习应该如何着手，手边连中学课本都没有，一切都一筹莫展。偏巧，我的运气奇佳，偶然遇到一位“贵人”。

距离1978年高考大约三个月以前，我到长春参加吉林省招生工作筹备会。全体参会人员都被安排住在吉林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一天晚上吃饭，在一张大圆桌上，我和吉林大学教务处学生科王科长坐在一起。因为前两年招生开同样的会，我和他见过几面，算是认识。他问我年纪轻轻怎么不考大学，我说今年报名了。他又问我有没有复习资料，我说没有呀，正不知道从哪里能搞到。他说，吉林大学今年为本校子弟高考编辑了一整套复习提纲，如果我需要，他可以寄我一套。我连连感谢。

这种承诺，本来我是没有指望兑现的，不过是点头之交的人很随意的一句话，不能当真。没想到，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很厚很重的一个邮包，拆开一看，正是高考复习提纲，五大本，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五门课的重点习题解答。我如获至宝。可以说，我高考依靠的就是这五本书。因为押宝式地背下了书中一些重点内容，高考时我的历史和地理两科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原因是这两科都考死知识，复习提纲上的标准答案都用得上。

几十年来，每当想起自己当年高考，我就会怀念这位王科长。按理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我却已经找不到他。怪我粗心，甚至没有记下他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只记得他身材瘦高，戴眼镜，不到五十岁的样子，也不知他后来是否调到别处工作。多年来我一直想联系他，可惜没有线索，无从着手。2005年以后，我到北京三联书店任职，同事樊希安来自吉林，告诉我他的爱人曾经在吉林省教育局工作。我于是通过他爱人去吉林大学了解情况。不过时间已过三十年，吉大教务处早已全面换班了。有人知道，当年这里有一位姓王的科长，现在应该是八十多岁年纪，退休多年，早已和原单位失去联系，找不到电话号码。于是我至今没有再和这位“贵人”相聚的机会。

五

再回头说我的高考。我几乎完全没有脱产复习准备的时间，而且招生办的工作，每天都是忙到晕头转向的程度，会议不断，来人不断，电话不断，上级指示招生政策中的大事，地区所属各市县（旗）招生办请示的要事，乃至个别考生和家长咨询的琐事，把我死死缠住。因为我最熟悉业务，所以上级、下级和同事，凡是疑难问题都会问我。直到高考临近，我感到再不临时抱佛脚突击复习，我就会落榜了，于是去请求毕局长，让我脱产三天时间背背王科长寄来的复习提纲。但事实上，就连这样也不能安闲，我当时是单身，就住在教育局的后院，招生办的同事有事还是会到后院来找我。更有甚者，在高考的考场上，我作为考生正在答卷之时，招生办一位年轻的办事员悄悄来到我面前，贴着我的耳朵，压低了声音，就一件刚刚出现的小问题向我请示解决方法！这种事情，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一切还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中。

我大概是所有考生中最早知道自己的成绩的。因为我主持评卷和登分。我召集四十多位中学老师，住在哲盟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为整个地区的高考试卷打分。评卷当然要根据标准答案。考试后没几天，标准答案就发到我的手里。我根据自己的印象对了答案，亦喜亦忧。喜的是政治、历史、地理我考得不错，忧的是数学除了根本不会的，还做错了很多题，语文丢了不少不该丢的分。这个结果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发慌。我的数学全部是在农村插队期间自学的，读书的时候只是自认为理解了就算通过，但很少做题，这一次真刀真枪地考试，发现实在是学得不扎实，倒也无话可说。至于语文，主要考现代汉语知识，因为我在哲盟师范学校上过这方面的专业课程，应该算是我的强项，但是也考得不好。例如一道十五分的修改病句题目，在一段话中嵌入五个语病，要求改正，却被我改错了三个，扣九分。这真令我痛心疾首。想想后来，我这样的人可以做编辑，一辈子就是给书稿修改语病，也算是造化弄人吧？

高考分数我也很快知道了。评卷时卷子是密封的，一个考场的几十张试卷钉在一起，评分老师并不知道哪张卷子是哪位考生的。但是登分的时候，密封就要打开了。每个考生几张试卷的分数要汇总到一起进行计算。那时还没有计算器，为了避免登分错误，还要请两位熟悉珠算的老师，用算盘互相校核同一分数。我的考试分数出来时，当时就有负责登分的老师跑过来向我报告好消息：从整体情况来看，我的分数排名是不错的，大概在整个地区数万名考生（77、78两届高考，因为允许过去十年来毕业的中学生包括初高中生一起考试，所以参加者众多）里面，我排在百名之内。根据77届高考的录取情况分析，我这个成绩，上大学，而且是上重点大学，应该都没有问题了。谢天谢地，如此匆忙复习准备，竟然也可以有上大学的机会，我甚至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

我写信回家向父母报告，说估计自己这次可以考上大学，但上哪一所说不定。父母说希望我报考北京的院校，利用这个机会回到已经离开九年的家。我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为什么这样填？因为我的分数不算很高，虽然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但报清华、北大是没有机会的，报北师大则还有可能。何况，当时招生政策中还有这样一条：对于在对口专业工作中有实践经验的考生可以适当照顾。我在教育部门工作多年，报北师大教育心理系，自认为有一定优势。

判卷结束后，我和前两年一样，代表哲里木盟地区去参加省招生办举办的录取工作会。为运送几麻袋的考生档案，通辽机场特地派出一架军用飞机把我送到长春。在宾馆里，我见到全国各地大学派到吉林招生的老师，大家在同一间餐厅吃饭，随时有机会接触交流。我自然是最关心北师大来的是哪一位，四处打听寻找，见面时发现，对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一问，她姓董，竟然恰恰是教育心理系的党总支书记。我顿时心花怒放，感觉似乎冥冥中上天在关照我。我找她谈了自己的愿望，她问了我的分数，沉吟了一下，说这分数有希望但没有把握，因为吉林省报北师大这个专业的人不少。我向她作了自我介绍，她得知我在哲里木盟地区教育局工作，属于“在教育方面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似乎对我有特别的好感，告诉我，在同等分数条件下，她可以考虑优先录取我。不过，原则也要讲，因为招生录取的规矩，是从高分到低分，每十分投递一次考生档案，学校依次择优录取学生，满额为止。所以如果我的档案根本投不到她那里，她也就没有办法了。我当然理解，再三表示感谢。

录取工作开始以后，我像往年一样向各大学投递考生档案，等待录取结果。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省招生办王主任忽然打电话叫我到他的房间。因为两年中在招生工作中接触较多，我与这位王主任很熟，平时聊天就像朋友。但那天他说话的语气不大对，见面时也一直板着脸。原来，有人告诉他，我作为招生工作人员，自己同时也是考生。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哪有考生本人参与录取工作的道理？这里的工作你需要回避，你懂吗？”他不由分说，要我马上打电话，请我们地区招生办主任立即来长春接替我的工作。

我们的招生办主任姓左，是哲里木盟地区教育局的副局长。他是一位性情温和、慈眉善目的老同志，已接近退休年龄。他在局里平时主管业余教育，把招生工作交给我，自己基本不过问。但这次我与他通了电话，他知道问题严重，第二天就赶到长春与我作了工作交接。

六

离开长春之前，我内心很纠结，原因是我本人上学的问题尚未定案。因为考分不在最高的几段之内，不够调档的条件，尚未投送到北师大。北师大能否录取我，仍是未知数。董老师并未给过承诺，反而是说过“没把握”。这种情形令我感觉不踏实，觉得自己需要给升学增加保险的砝码。结合我所了解的报名情况，根据我的考分，我知道自己如果改报武汉大学是肯定可以录取的，于是我把自己的考生档案袋找出来，在牛皮纸袋子封面上“第一志愿”栏目下贴了一张白色纸条，在上面写下了“武汉大学”的校名。至于专业，文科有四五个专业可选，我想起曾有一次和父亲谈论升学问题，父亲建议我学哲学。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帮助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校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加上近年来读的都是马列原著，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就对我说：“学哲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维能力，终身受用。”受此影响，我填报武大的两个专业时，便把“哲学”写在前面，把“中文”放在第二位。

回到通辽，我静静地等候十几天，消息来了。左局长来电话，告知我已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我问为什么是中文系，左局长说，武大负责招生的老师从报名表上看到我在哲里木盟教育局工作，便拿着我的考生档案来问他：“你这位同事李昕，我是放在哲学系好，还是放在中文系好？”左局长说：“那当然还是中文有用性（东北话，就是实用的意思）。”他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专业方向。

我当然还是很高兴，并未怪罪左局长，他是为我的前途考虑，何况较之哲学，我的中文基础也更好些。再说武大中文系实力也不错。到此，我升学的问题算是圆满解决。

其实，这里也有阴差阳错。后来见面时，左局长告诉我，北师大也曾准备录取我，那位董老师来找过他，索要我的考生档案，说是已经录取到我的分数段了，未见我的档案投递过来。左局长解释档案已被武大拿走。董老师找武大的招生老师询问，对方把我的档案袋拿出来，指着袋子外面贴着的白色纸条说：“考生自己把第一志愿改成武大了呀。”董老师只好悻悻而回。左局长这么一说，让我还真有点遗憾，感到自己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迅速收拾行李，回到北京。因为事前没有告知，母亲打开家门一下把我抱住，捶打我的肩膀，抱怨说：“你怎么不来信，我们都以为你落榜了，没脸告诉我们。”我说不过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对父亲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天大的惊喜。他听说是武汉大学，连说：“武大，太好了，我当年也想去武大。”他指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为了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外国文学专业，曾经报名调往武大外文系，但未获批准。从另一个角度，我这次入学，也是解了父亲一个心结。四年前我作为工农兵学员没有上成大学而被分配到中专，他遭人奚落说他的孩子本来就不配上大学。现在，他可以扬眉吐气和那些人说，他儿子上了武大，是凭自己本事堂堂正正考上的！

我的大学梦，其实也是父亲的梦呀！

七

当年在农村被推荐上学，我被瓦房公社刘书记从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调换到哲里木盟师范学校，那位与我互换的同学是一位姓肖的女生，也是北京知青，且恰恰是我的北大附中同班同学，而且还是班里的少先队中队长。我们下乡在同一个公社，但不在一个生产大队。在农村，她是拼命硬干的“铁姑娘”，在生产队当妇女队长，威信蛮高，我对她一向挺佩服。刘书记让她替换我上大学，想来公社党委一班人都不会有意见，连我也没感到不服气，甚至还为此祝福过她。后来，她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接着被分配回京，在一家汽车研究所搞科研，一直工作到退休。她和我一样，也是热爱自己的专业、一干就是一辈子的人物。她最终成为国内著名的汽车尾气排放研究专家，还被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她退休后，回忆当初在农村的经历，写了一组文章。写到升入大学的一段，她也提到我们两人互换学校的往事，文章的结尾这样说：

李昕刚从师专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后的恢复高考，当时的政策是允许专科学校毕业的人参加高考，于是，他又参加高考，幸运地被武汉大学录取，学习自己喜爱的中文专业，为他后来成为有成就的文学编辑奠定了基础。而我，阴差阳错地被调换到自己喜欢的工科专业，等于为以后的事业有成敲开了一扇门。

多年之后，在一次北大附中的校庆纪念会上，我见到了李昕，这时他已经是出版行业知名度很高的大牌总编辑了，而我也已成为汽车排放研究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我半开玩笑地对李昕说，难道你不觉得咱们都应该感谢瓦房公社的刘书记才是，若不是当年他的唯我独尊成全了你、我，咱们可能都不会有今天这样在各自事业上的建树。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文学方面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是的，我也并不擅长理科。如果让我去学内燃机，以我自学中学数理化的薄弱基础，估计此生也未必能做出什么成绩。

对我来说，当初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命运无常，人只能从容地面对和接受它的安排。重要的不在于命运安排你做什么，而在于你能否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四年奠定了我此后作为编辑的人生道路的基础，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四十多年一直没有回头，从而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