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叶丛书”之出版，乃属因缘际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界散文中兴，我作为一名文学编辑，自然也想赶“潮”，而我的作者队伍多为文坛前辈，有不少是夫妇作家，我油然陡生为他们伉俪编一本散文合集的想法。在书稿的内容上，我抓住家庭的特色，选他们写家庭、亲情、人生的随笔；在篇幅上夫妇各占一半，在文末用“编后记”将两人联系起来，使其成为珠联璧合的整体，体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趣味。同时，凡健在者，各自为其作品作序、题写书名，再配上家庭生活照或与内容相关的图片。在装帧形式上，美编速泰熙先生匠心独运，一改封面设计老套路，首创“一本书两个封面”，或曰“无封底无封面（即夫妇各自为政）。”后来出港台作家的书，先生部分用竖排，女士部分用横排。有人戏称这是“阴阳有别”“一国两制”，遂成了一本无所谓前后、无所谓主副的书。
最先出版的一辑，萧乾、吴祖光、黄苗子、冯亦代四对夫妇的人生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经过岁月的淘洗，屡遭“霜打”，初拟丛书名“霜叶”，后考虑丛书要扩大阵容，传主人生经历有异，用“霜叶”不妥，改用谐音“双叶”。
第一辑面世后，获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萧乾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撰文称：“这种形式可谓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出版夫妇合集，体现男女平等的首例。”
继第一辑健在作家夫妇合集后，我们拓宽视野，兼收已故著名作家夫妇的作品，遂有后面陆续跟进的十二部。
在“双叶丛书”出版过程中，发生不少有趣的故事，显示传主们的操守与人品，现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萧乾：“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我之所以把萧乾先生列在介绍的首位，因为他对“双叶丛书”的出版鼓励有加，费心最多，支持最力。中国台湾的林海音、柏杨、美国的聂华苓、英国的陈小滢（陈源、凌叔华之女）以及梅志都是他介绍给我的。
一九九三年秋我着手策划这套丛书，曾写一信致萧乾，投石问路。萧乾接到信后即作复。他说一九九四年是他与文洁若结褵四十周年，用合译《尤利西斯》纪念，再加出版两人的散文合集，是锦上添花了。复信中还说：“你们这个点子想得极好。搞出版就得这么动脑筋。我全力支持一切严肃的、认真的、从民族文化出发的举动。”（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致笔者函），并告知已经请助手傅光明着手搜集文稿了。
春节后我进京专事拜访萧乾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工作室兼客厅仅十坪左右大吧，墙上挂着他与巴金、他与冰心的大幅合影。室内显得比较杂乱，书架上立着一排他自家的著作和他喜欢听的录音带，办公桌被一张大饭桌挤到靠墙的一隅，桌上摊着正在译的《尤利西斯》文稿和工具书。桌下旁边一只方凳上放着一溜药瓶子、剪刀、胶水。十分有趣的是室内交叉地拉着两条绳索，挂满来自世界各地五颜六色的贺年卡，活像一面面万国旗。更逗的是靠办公桌的一面墙的钉子上，挂着两个带铁夹的小本子，桌子腿下方钉子上拴着一本拍纸簿（中央文史馆小便笺），活像生产队的会计账本。他右手中指上缠着一块白胶布，大概是握笔过久而致。我向他汇报这套丛书的整体构想，他说这个点子好，谈到拟收人选时，萧乾说：“一定得把钱锺书、杨绛先生请进来。”我说那得请您帮忙。他说他们认识，但交情不深。片刻，他说你找舒展，舒展与钱先生有交情，刚帮他编六大本“论学文选”。我说我不认识舒展。他说我帮你介绍。说着从桌腿上拴着的拍纸簿上撕下一页给舒展写信，并把舒展的电话、地址一并抄给我。
告辞时我提出想合张影。萧乾坐上沙发招呼小保姆帮忙。拍照时我坚持站着，他说“那我也站着”，还真的立起身来。我说：“您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您是前辈，我是后生。”萧乾反对：“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我连说“不行不行”。他说：“那好，一样来一张，大家平等。”就这样几乎在同一瞬间，照了两张不同姿势的合影。一张两人平坐，一张他坐我站。
萧乾很快将书稿寄来，但没有给书命名，他说让我代劳。我知道萧乾是浪迹天涯未带地图的旅人，一生颠簸流离，有四段恋情，最后遇到文洁若始安定下来……我提议就叫《旅人的绿洲》，他很高兴，来函称这个书名“雅而恰当”。
《旅人的绿洲》出版后，我登门送样书，他十分满意，还专门签了一本送我，上书：“昌华同志，谢谢您的精心编辑。”后来又在报上写了篇《智慧与匠心——向出色的编辑致敬》，美言我一番。
萧乾先生古道热肠。尤令我感动的是《双佳楼梦影》（陈西滢、凌叔华辑）中，有一篇陈西滢写他与萧乾拜访福斯特的日记。原稿字迹潦草，文内夹着许多人名、地名、花草名，我无法编辑，请萧乾帮忙。八十六岁高龄的萧乾抱病为这篇日记作了二十七条注，满满三大页，还幽默地说我是在考他，他记忆力衰退难以考及格了。
萧乾对人的热情与忠厚我深有感触。傅光明当时是他的助手，萧乾十分赏识他。《旅人的绿洲》萧乾部分的文稿是请傅编的，他向我提议署名时署傅的名字，“如不宜，则我也加上，但事实上是他花的力气。”叮嘱我一定要给傅选编费，还提出方案：“1.由出版社付；2.由我们的稿费中扣除。”但希望直接寄他，“即便由我稿酬中扣，亦不要注上”。还念念不忘地在“不要注上”四字下面加着重号。（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致笔者函）
更令我铭感五内的是他对我的关怀与提携。我后来走上创作之路，写了十多本书，是与萧乾先生的教育开导分不开的。一次，他问我写不写文章，我说当教师时写，改行当编辑后，工作忙就不写了。他听了直摇手，说：“你要写，一定要写，只有你写了，才知道作家的甘苦。只有你有了作品，才能与作者平等对话，也容易沟通……”他还抱病为我的第一本书《书香人和》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他的序不是一味捧场，在鼓励的同时，指出书的软肋：“论人有余，品书不足。”
萧乾先生是根直肠子。某年我去访他，恰逢央视“电视书屋”剧组采访。他是搞书评研究出身，主持人希望他谈谈对时下文学评论的看法。萧乾说：“目前搞好书评有难度，社会风气不大适宜。本来一部书出版，应该有很多人出来说三道四，而现在我们的书评往往一边倒，全说好或全说坏，以偏概全。说好话（假话）的人多，说坏话（真话）的人少。”他还指出也有少数人用权或用钱来左右评论……最后，主持人请他说一句他最想说的话。他说：“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说这话时的神情，他用手做刀状横在脖子上做切割状说：“如说真话就这样，我不干。”还幽默地说：”我钦佩张志新，但不想做烈士。”后来应我之请，他把“尽量”这句话题赠于我。
我与萧乾真有缘分。二○一八年一个偶然，我在“孔网”上拍到萧府流出的文洁若先生的一本“杂记本”，在那个本子上我见到不少在公开出版物见不到的东西：如他为老舍代笔写稿分稿费的事；如巴金到京，曹禺请客他作陪并抢先付账的事。还有他自拟的墓志铭：
死者是度过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平凡，因为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是从贫困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过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它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浪费了不少精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他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他是微笑着离去的，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
文洁若先生十分谦逊、平易近人，当年她把《旅人的绿洲》她那部分文稿寄给我，我通读后，觉得有两篇可能是她出于某种考虑收在书中，不大妥，斗胆建议撤换。文先生十分大度，立即调整了篇幅。萧乾逝世二十多年了，我与文先生一直保持联系，为纪念萧乾百年华诞出书的事，我帮了点小忙。文先生说“萧乾没有白疼你”，这话真让我暖心。二○一八年我去拜访文洁若，告辞时她忽然说：“张昌华，慢走，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作纪念。”原来是她当年亲手为萧乾织的深蓝色毛线帽。二○二○年我去看望文先生时，她左手骨折，肿还没全消，还在伏案笔耕。一个勤奋一生、为祖国编译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人。
巴金：“可以。”
“双叶丛书”策划之初，我即将巴金先生列为领衔者。因为我们这代人都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他的为人为文，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三观”。可此前我与巴金及其亲属素无交往，遂请萧乾先生向巴老及其亲属转致我的请求。巴金觉得萧珊生前此类散文作品不多，与其勉强凑数，不如不出，遂通过小林十分委婉地拒绝了。一九九五年四月，文洁若来南京签售《尤利西斯》，我去招待所看她，送她一只花篮。文先生第二天大早要到上海，她舍不得把漂亮的花篮舍弃，于是带到上海，以我的名义送巴金，希望为组稿提供一点方便。然而，仍无果。
丛书第一辑问世后，以内容选材的独特和装帧形式的新颖，引起了各层面读者的兴趣，特别是博得圈内人士的好评。伴之而来的是读者的探询或质问：为什么不出巴金萧珊合集？显然，那是巴金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太重要了。他的血泪之作《怀念萧珊》，打动了多少读者！巴金本人不大想出，萧乾、文洁若出马也没成功，我只能作罢了。但罢而不休。经验告诉我：任何一部好作品，绝非轻易而得；而既作为一名编辑，总应有所追求才好，不轻言放弃。于是，我在等待。
终于让我等着了，天赐我也。一九九七年借北京图书博览会之便，我去拜访舒乙先生。舒乙说要抓我的差，说中国作协为九十岁以上的老会员，每人量身定做一双北京百年老店内联升店出品的麂皮软底布鞋，巴金的那双存在他处，托我捎给巴金。我一听即很兴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正是晋见巴老、向他组稿的良机。我一口应承。当时巴老在杭州西湖汪庄疗养，我请舒乙给李小林写封信，为我组稿事多美言几句。舒乙当即写了。回宁次日，我带着鞋持着舒乙的信直奔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