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国，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扬雄《蜀王本纪》对古蜀先王的记载，就有着较为浓郁的传说色彩，常璩《华阳国志》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叙也比较简略。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揭示，古蜀时代已形成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已经有着兴旺的农业畜牧和繁荣的经济文化。秦并巴蜀之后，获得了蜀地充裕的人力物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秦人大量移民至蜀，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的农耕与冶铁技术，建造了成都、郫城、临邛等城市，有效地促使了蜀地盐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对蜀地的民俗民风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李冰治蜀时，修建了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到了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大力兴办学校，积极倡导教育，促使了成都的文运勃兴。秦汉以来的天府文化，以及成都和蜀地的民俗民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既继承和沿袭了古蜀文明的积淀，又吸纳与融合了其他区域文明的诸多因素，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彩而又独具一格的特色。

汉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包罗万象，极其丰富，几乎涉及了汉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汉画不仅有极强的鉴赏性，使人赏心悦目，每一幅都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品，而且从其描述的大量社会内容来看，那些绚丽多彩、琳琅满目的画像更堪称形象的历史画卷。

对当时社会生活诸多内容的真实描绘，始终是汉代画像表现的一大主题。四川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就对秦汉以来蜀地的社会生活面貌、民俗民风、农业生产、工商贸易、车马交通、市井建筑、宴饮歌舞等诸多方面做了生动的刻画。通过这些画面，可以了解到天府之国的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的兴旺，市民百姓大都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市肆繁华，商贸活跃，城市生活欣欣向荣，为天府成都的优雅时尚提供了充裕的保障，充分显示了这座城市的神韵与魅力。

首先是社会经济生产方面。汉朝由于实行了鼓励农耕、减免田租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而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汉代蜀地的农耕与稻作文化也日益兴旺，开始使用北方传入的铁制农具，如锸、锄、钁、镰、斧、刀之类，以及铲、镐、耙、铡刀等农具也已普遍使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中对当时常用的铁制农具就有大量真实而生动的描绘，四川德阳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描绘了农田中两人播种、四人双手挥动鈸镰芟草拨土的情景。四川新都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则描绘了两农夫在水田中持耙薅秧，另两人手执弯镰除草驱赶家畜鸟兽的场面。还有四川大邑县安仁乡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描绘了六位农夫在田中收获，三人持弯镰俯身割取谷穗，两人挥舞鈸镰芟除禾秆，一人肩挑禾担手提食具而返。这些画面，大都具有较强的写实性，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耕生活的一些细节。什邡出土的一件画像砖上，也刻画了薅秧除草的情景。通过这些画像中的描绘，可以清楚地了解汉代常用农具的形状与功能，以及当时农业耕作中的各种情形。由于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也促使了蜀地冶铁业手工业的兴起，加快了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而随着蜀地农业的兴旺发展，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提高了农业产量，推动了人口的

增长。

其次是蜀地蚕桑和纺织的发达。植桑养蚕在蜀地起源甚早，秦汉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精美的蜀锦和刺绣。成都市郊曾家包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刻画有两部织锦机与女工坐在机前织锦的情景。四川彭州市义和乡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桑园图，园内的桑树非常茂盛，一人持竿立于园内，旁边为农舍屋门，这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桑蚕业的兴旺。据史料记载，汉代蜀郡的丝绸生产位居全国第二，成都更是因盛产蜀锦而闻名于世，有“锦官城”的美誉。扬雄《蜀都赋》中描述说：“若挥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成都盛产蜀锦也有真实的记载：“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后汉书·公孙述传》有“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之说。东汉末，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之后，厚赐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的便是丝帛，在当时，丝帛是很贵重的物品，是像流通货币一样的等价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