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工农业经济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加上几年大的自然灾害，出现了非常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注意到这一非常情况。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印发了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调查工作》（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同年3月和6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广州和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第一个“农业六十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农业六十条”）。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工作会议最后一天会议上谈到要用“农业六十条”教育干部时提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富春、薄一波等很快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按：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作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

6月23日下午，陈伯达、田家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调查组全体人员。田请陈先讲话。陈的讲话好像是重在工厂应该做些什么。我第一次听陈讲话，大部分听不懂，只记了几个要点：

一、巩固管理责任制、技术责任制。责任制解决了，才能谈到质量问题。

二、反对平均主义，可以实行以计件工资为主的工资制。计件、计时并举。计件要注意数量和质量。不排除计时工资。

三、精干劳动力。不能实行人海战术。一个人顶一个人，不要两个人顶一个人或三个人顶一个人。

四、要把所有的工人的工作相对地安定下来。不要过多地不必要地调动。他熟悉了一部机器，调在另一部机器或车间，他就不熟了。

五、成本核算。反对不计成本，反对不要核算。产量增加而亏本了，是质量问题。

六、依靠谁的问题。要依靠老工人。青年工人是老工人的后代，有的还不是老工人的后代。老工人工龄长技术高，技术改革主要是他们。

七、作风问题。

八、比例问题。旧的比例需要恢复的恢复，新的比例需要调整解决。新的比例应是在新的可靠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后，田家英讲话。讲话有两个内容，一是工厂调查，二是城市人民公社调查。他说：

前些日子有的调查组回来，他们认为工厂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巩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二是质量问题。三是工资制度问题。这三个问题不深入地接触工人是不易听到的。工厂的问题不下于（意同不少于）农村。

单是总路线不行，还要整套政策。农村现在已有政策，还要巩固发展，发展是中央，不许地方乱发展。工业还需要政策，需搞六十条或十二条。

我们下去摸些情况，供给伯达同志、中央解决政策问题。

调查不要有框子，要打破框子。

工厂中的群众运动如何搞？正确的群众路线是如何的？

城市人民公社终究怎么搞？有些单位，如机关、学校要不要搞公社？这个问题，开始就有怀疑，是值得怀疑的。公社是经济组织，学校应以学习为主，机关应以工作为主。

在城市要不要搞公社，现在好多城市没搞公社，如上海。终究怎么搞？城市与农村不一样。打开脑筋想一想。我们的目标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另一方面是逐步就业。家里的劳动力都就业了，过去一个人挣工资，现在两个人了。这种情况终究好不好？他的负担是轻了，还是重了？对国家又是怎样的？

城市人民公社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

城市人民公社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一曰全民所有制，一曰大集体所有制。我认为应是集体所有制。工厂是全民所有制，认为公社的工厂比全民所有制工厂还高是不对的。

城市公社的平均主义，问题不下于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