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精神，北京市集中派遣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通县的城镇、33个公社和毗邻通县的朝阳区和顺义县12个公社，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中央20多个部委也组织工作队，以北京市委工作队名义参与其中。我参加《红旗》杂志机关组织的工作队，到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北京市委和中央部委共派出工作队员2万人，当时称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翟里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工作队相应分为六个组，每组负责一个生产队。我在第二组，驻村东头的第二生产队，组长是《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苏星，副组长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王春元，工作组成员还有余征、夏甄陶、贾春峯、邓绍英、荀春荣、陆云、卫建林、胡光明和吴为汉，共12人。翟里是个比较大的村子，第二生产队有100户。

这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在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方面并没有什么实际收获，当时对于中央领导层关于“四清”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知情。我们只是在分析生产队干部队伍情况时发现：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农民中所谓历史清白而又有点办事能力的人，大多在不同时期当过干部，也轮番挨过整；前次你上我下，这次你下我上。意外收获，是1965年初“清经济”阶段，苏星主持，我和邓绍英、吴为汉参加，对翟里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写成调查报告《在清财务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搞清楚了一个生产队的真实财务状况。

1962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从账面看，拨给二队的固定资产是25600元，这是个虚数，实际没有这么多。因为：牲畜估价过高，一头青驴入社时作价110元，1962年估价800元，现价只有40元；有些牲口老了，车破了，没有报废，1962—1964年死了3头牲口，坏了一辆木轴车，都没有销账；像废车轴之类的破铜烂铁，麻绳之类的低值易耗品，也被算成固定资产。我们同生产队干部和老农民一起，对生产队固定资产进行了重新估价和核实。核实结果，包括核算单位下放后新购置的，第二生产队实有固定资产只有14845元。二队的财务状况还不算太差，但负债也远多于固定资产；负债包括核算单位下放时分担的所谓“待摊费用”，历年购置化肥之类的欠款，以及社员投资所形成的负债。生产队不愿意添置牲口和车辆，说“张嘴的多了没喂的”，“如果不出去拉脚儿，施展不开”。调查发现，虽然生产队干部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但农村集体经济陷于困难境地，根本原因不是阶级敌人破坏，也不是干部贪污，而是体制变动过于频繁。几年时间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开始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几年走不通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必要的休整、完善和巩固的机会；在体制频繁变动的情况下也很难建立和实行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几个月时间里我们经常和农民一起劳动，按规定交钱和粮票，轮流在农民家吃饭，亲眼看到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和生活困难景象，很多是家徒四壁。这还是北京郊区不算差的生产队。

我们在离村前，和生产队干部一起，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生产发展规划。后来是否实行，不得而知。

最近翻检旧档，发现当时整理的关于生产队财务状况的调查资料竟完好保存。蜡版刻印，字迹虽小，仍然清晰可辨。如遇故人，不免惊喜。60年来农村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调查报告里所说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但这份资料或许可以作为研究农村人民公社经济史的一个真实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