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为什么叫石钟山，为了探究这一命名，演绎了一段漫长的探究真理的佳话。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石钟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对这个说法，有人持怀疑态度，其理由是：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有大风大浪也不能让它们发出钟鸣之声，更何况是石头呢？

对于郦道元的结论，唐朝的李渤并不信服，于是他前往石钟山，发现两块奇特的石头。当地人称这两块石头叫“石钟”，被敲击后能发出铿锵声响。李渤敲击两块石头，声音果然奇异。至此，李渤认为石钟山就是因这种名叫“石钟”的石头而得名的，并写下《辨石钟山记》。

但是，李渤得出的这个结论同样没能说服苏轼。苏轼认为，被敲击后能发出铿锵声响的石头到处都是，可唯独这两块石头被叫作“石钟”，是为什么呢？

后来，求证的机会来了。苏轼父子顺路经过石钟山，便连夜乘船来到了石钟山下。小船夜里在悬崖绝壁处停泊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所幸苏轼颇有收获：石钟山下都是石穴和缝隙，不知它们有多深，细微的水波涌进里面，水波激荡，发出洪亮的钟鼓之声；有块大石头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孔洞，把清风水波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就像音乐演奏。

基于此，苏轼得出了在他看来非常合理的结论：眼见为实，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说法没错，但是描述得太过简单，没有讲出其中的原理，而李渤的“敲石头论”就是胡说八道。苏轼满意而归，写下了《石钟山记》，肯定了郦道元认为石钟山因“声”得名的结论。

然而，明清时期，不少人认为苏轼关于石钟山因“声”得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石钟山应该是因“形”得名：山形似钟，故以钟形命山名。

还有人认为，主声派与主形派都有一定的道理，应将两者综合起来考察。例如，清朝郭庆蕃在《舟中望石钟山》一诗中阐明自己的看法：“洪钟旧待洪钟铸，不及兹山造化功；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

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就应了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无独有偶，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对中国地理著作《禹贡》中“长江源于岷山”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禹贡》中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为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意思是长江源于岷山，向东分出的支流称沱江，长江向东流到澧水，流过九江，到达东陵，再向东偏北到彭蠡泽，彭蠡泽以东称中江，最后流入东海。

一直以来，《禹贡》中“岷山导江”已经成为定论，被广泛接受。但徐霞客“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经过实地考察，他发现金沙江比岷江长得多，所以他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源，并在《溯江纪源》中写道：“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谿峒间，水陆俱莫能溯。”

在这里，徐霞客拿渭河只是黄河的支流而非源头进行类比，他认为，岷江也是长江的支流。他还分析了人们误认长江源于岷山的原因：岷江可以通航，而金沙江不能通航，且金沙江多流经高原深谷间，人烟稀少。

现在我们都知道，长江的上源不是金沙江，它发源于格拉丹东。于是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这方面的探究没有价值——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徐霞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其实不然。

探究任何事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禹贡》中的说法是“岷山导江”，徐霞客怀疑这个说法，并且历尽艰辛进行实地考察，推翻了《禹贡》的说法，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到了近代，又有地理学家怀疑徐霞客的说法，于是他们跋山涉水，走上了考察长江源头的征程。后来地理学家证明，徐霞客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长江的真正源头在格拉丹东。然而，我们要知道，真正确定长江这个源头，是1978年的事情。而徐霞客已经去世337年了。也就是说，在徐霞客的时代，格拉丹东一带荒无人烟，他几乎不可能到达那里。时代成就了徐霞客，同时又限制了徐霞客。但徐霞客探究的意义在于，他不迷信前人，推翻了一种错误的结论，尽管他的结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为探究长江的源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探究长江源头的历史前进了一大步：我们离错误越来越远，离真理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说，探究真理是一场接力赛，一场有起点却无终点的接力赛。这个过程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每一次大胆的怀疑和随之而来的认真而严谨的证明过程（即使他们本身的说法不对）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