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从思想、精神、性情、文风上都对鲁迅有着重大影响的绍兴人，是嵇康与徐渭，尤其是嵇康。

徐渭（字文长）与鲁迅，是两个南腔北调人。

绍兴市越城区坐落着徐与鲁的故居，一个在前观巷大乘弄十号，一个在东昌坊新台门（现在的鲁迅中路）。两个特立独行的巨人，为我们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丰富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有两首诗，曾让我有过他们一直同行的错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葡萄》）“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自嘲》）

关于徐渭，在鲁迅日记中多有出现，涉及《徐青藤水墨画卷》《徐青藤水墨花卉卷》《徐文长故事》等。1933年3月7日这一天，鲁迅写下两篇杂文：《从幽默到正经》与《从讽刺到幽默》。前一篇直接提到了徐文长，“‘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这段话一直被误解，以为是在轻视徐文长，其实正好相反，是在为徐文长打抱不平。那时，戴季陶等人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反对“鲁迅们”的批判性杂文，甚至连“林语堂们”的“幽默”也不放过。鲁迅当然是揭露他们“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捎带着也为徐文长长期被世俗化的“堕于‘说笑话’”而鸣不平。《从讽刺到幽默》更深化了这些观点，直言想不要讽刺，先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并再次对幽默的现状与未来语中肯綮，且暗喻着徐文长被庸俗化成“说笑话”和“讨便宜”的悲哀：“‘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鲁迅当然知道徐渭的价值是在“说笑话”“讨便宜”之外的地方。徐渭的“青藤书屋”当是少年鲁迅常去的地方，那方小小的天井、天井中徐渭亲手植下的青藤，尤其是《青藤书屋图》两旁、徐渭手书的那副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更会让鲁迅凝望覃思的吧？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杂文集之名，怎会与“一个南腔北调人”不无关系呢？他在《〈南腔北调〉·题记》里说到一个上海女作家说他“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这是中国两个南腔北调人的相遇与相知。

与对待徐渭不同，鲁迅对嵇康有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喜爱与疼惜，在灵魂的天空里，他们是一对双子星。

在《鲁迅全集》的众多版本里，我最先拥有与通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这套书其实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再版，它的第九卷由两部作品组成，一部是《中国小说史略》，另一部是鲁迅辑校编誊的《嵇康集》。

这部《嵇康集》，在鲁迅搜集整理的诸多古籍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陆续校勘的时间最长——自1913年至1935年，长达二十三年，几乎跨越了他整个的文学创作生涯；而且所耗精力最巨，前后校勘十余次，包括亲笔校勘本五种，抄本三种，以及《〈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和为《嵇康集》所作的序跋等堪称浩繁的手稿。我从先生的日记中择出几条，以记其大多在夜间进行的耗费心力的劳作：开始于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主要工程竣工时的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序》的结尾是“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让其流传之意拳拳；1926年11月14日，写出四千字长文《〈嵇康集〉考》，“尝写得明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颇胜众本，深惧湮昧，因稍加校雠，并考其历来卷数名称之异同及逸文然否，以备省览云”，深恐嵇康人与文湮没之心让人动容；1931年11月13日，“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直至1935年11月20日给台静农的信，又见校对《嵇康集》的信息，“校嵇康集亦收到。